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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學術有哪些類別?

中國傳統學術流派的分類

1.司馬遷《史記》引用了司馬談(司馬遷之父)對學術流派的看法。他把先秦以來的學派概括為六家,即陰陽學說、儒家、墨家、法家、名家和道家。

2.班固在《漢書》中把先秦以來的流派分為儒、道、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樂、小說家十大流派。

儒家:四書五經十三經

道教:老子的《道德經》和《南華經》

法家:尚軍與韓非子之書

墨家:墨子

從“孔子四書”到“儒學四書”——中國傳統學術分類的壹個簡要考察

“離”“離”等概念是原始社會後期人類在生產活動中逐漸產生的,是隨著社會分工的出現而自然產生的重要概念。據許慎《說文解字》“分,別也。從八刀。”分,指分開。“八”的本義是“不要”。【1】這是中國古代對“分”的理解。到了殷周時期,在“學在官位”、“學有所專”的時候,中國已經有了明確的學術分工和學科分類。六藝(詩、書、禮、樂、易經、春秋)作為“古代道教的總匯”,既是當時流行的六大重要古籍,也是政府官員的六大專門知識範疇。但值得註意的是,除了作為六個學術範疇的“六藝”之外,春秋時期還出現了被後世儒家所推崇的“孔子四科”。考察先秦“四書”到清代“四書”的演變,可以窺見中國固有學術範疇演變的具體情況。

《論語·八蜀》說:“對於不同的學科,古道也。”這是壹篇先秦時期就已出現“可”的文字。關於“孔子四科”的內容,有兩種意見。第壹,《論語》說:“孔子教四事:文、行、忠、信。“因此,有人認為孔子的四科是指“文、行、忠、信”四個方面;第二,後世更多的學者把德、政、文、言作為“孔子四科”。基本依據是《論語·先進》中有這樣的記載:“德: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字:斬殺我,子貢;政治:尤然,陸機;文學:夏紫自由。“也就是說,孔子弟子按學術特長分為德、言、政、文四科。在先秦時期,除了作為最早的學術分類的“六藝”之外,似乎還有“孔子與四科”這樣的子學科學術類別。

《論語》中的孔子除了分為德、言、政、文四科外,《孔子家傳》還列舉了孔子的所有弟子,將精通六藝的70名弟子按專長分為四科,證明孔子確實有“四科”可教。比如顏回以德聞名:“惠以德聞名”,還有閔損、冉耿、冉雍。以言著稱的遊在予“能言善辯,以言聞名”,此外還有子貢;以政治學著稱的子是“才子,以政事聞名”,而是“勇武,才子,以政事聞名”因文而名的閆妍(子遊),是“禮儀之專,文而名”尚波(夏紫),“習慣於詩歌,他能背誦它的意義,並以他的文學而聞名。”[2]

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傳》中也對孔子的四科作了詳細的敘述:“孔子說,‘精通業務者七十人’,都是能人。德行:顏淵,閔子騫,伯牛,仲宮。政治:是的,陸機。字:殺了我,子貢。文學:夏紫自由。師也辟,參也虜,柴也蠢,從也井,回也屢空。不下令,貨殖尷尬,壹億反反復復。”[3]孔子弟子按德、政、言、文分類,反映了孔子四門學科的情況。司馬遷的記載是對“孔子四科”最權威的解釋。

關於孔子四支的關系,現代學者錢穆說:“孔子有德、言、政、文四支。文字現在是外交,外交是政治科目,文學現在是書本上教的。但孔子教給我的是人生大道的最高美德。孔子說:“妳是君子儒,不是小人儒。”那麽學文學這門學科的人,還是會精通德行的。長治軍,冉擅長財務管理,而龔西華則熟悉外交禮儀。各有所長,各有所專。而尤然屠殺季孫家族,為其理財,讓季孫家族在周公那裏暴富,違背了政治大道。子曰:“冉雖非我弟子,但其子能擊鼓。”然而,季孫只能讓尤然代表他管理自己的財務。如果妳想利用尤然幫助他殺死國王,尤然不會這麽做的。因此,尤然不得不被視為孔子的弟子,列入政事壹節。至於德性的主體,尤其是孔子的最高主體。如顏淵,用之則行,棄之則藏,學之則技。如果背離了道,寧可藏而不用。可見,在孔子學說中,道德遠比職業重要。[4]所以,如果說詩、書、禮、樂、義、春秋等六藝是孔子教給弟子的六經,那麽德、政、文、言等所謂“四科”就是孔子教給弟子的四門學術。

但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孔子四科”被清代儒學引申為後來的哲學、經濟、考據、詞學四科,但並未引起先秦、秦漢時期儒家學者的過多關註。隋唐時期才開始有人註意到“孔子四家”。唐代人白居易說:“孔子弟子三千人,其聖賢列為四大家族。《石矛》有300章,其要義分為六層意思。六義:風、賦、比、興、雅、贊。這六義之數也。四科:德、言、政、文。這四家的目的也是。四家中,十家哲人被命名為德家,顏元、閔子愷、冉伯牛、仲弓在列。在語言部門,有屠夫和貢品。在政治上,有尤然和陸機。在文學上,有子遊和夏紫。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教,現在不壹樣了;四體六意的意誌,這種組合是有區別的。請以大師傳授的佛法為例,即言明。是誰呀?也就是說,石矛有六個意思,這也是佛教的壹個例子,有十二個部分。佛經千百種,其義例不超過十二種。石矛有300件,其目的不出六層意思。所以六義堪比十二經。再比如孔子門有四家,佛教門有六度。六度,六波羅蜜...儒教、佛教,雖名有異同;他們之間沒有區別。所謂同名,異名,同道。" [5]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白居易對“孔子四支”的探索和重視,顯然是佛教和道教為了對抗佛教和佛經而興起的。同時,受佛教的啟發,白將“孔子四科”及孔子弟子與佛教經典及弟子相比較,其主要目的是說明儒佛“同名異名,殊途同歸。”

更值得註意的是,漢代以後,“科”並沒有被廣泛用作學術上的“課名”,而是作為官方考試的科目。因此,不同於現代意義上的學術學科,中國古代的“學科”“學科”名稱,多是指官方考試的科目。為了找出中西方“分科”學術觀念的差異,有必要對中國考試制度意義上的“科”和“科”進行系統研究。

如前所述,“可”這個名稱在先秦時期就已經開始出現,到了秦漢時期,“可”這個概念已經作為“類名”被廣泛使用。但此時所謂的“科”,主要是指考試制度中的“科”。《漢書·儒林外史》說:漢平帝在位期間,“甲等大夫四十人,乙等親王二十人,丙等文學奇聞四十人”。這裏所謂的“甲科”、“乙科”、“丙科”,就是選官的科目。班固《兩都賦》說:“將軍禮儀官第壹等,是百郡之誠孝。”李習安註意到:“有壹個醫生負責試驗策略並測試其優缺點是A和B的壹個分支。”。[6]這裏所謂的“甲、乙科目”也指選官的考試科目,說明漢代就有了通過設置“科目”來選官的制度。

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置郡國壹孝”,將“孝”改為正科。隨後,陸續開設了蔡瑁、明靜等通科,以及法明、遊藝、戲劇、兵法、陰陽災異、童子居等多個專科。壹般認為,漢武帝開始建立五經博士,“立弟子,設射科策,勸官富”[7],逐步建立科舉制度。所謂科舉制度,是指根據不同科目,通過考試選拔人才、選拔官員的制度。西漢時提拔士子,以示孝順忠厚,東漢時更多采用考察。據《後漢書》記載,東漢順帝在位時,“欲補經學門下弟子,加甲乙職員十人”[8]。所以中國的分科概念主要不是用在學術分類上,而是用在科舉考試上,尤其是考試科目上。換句話說,“科目”二字的組合是指考試類別的劃分,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學術科目。漢代實行科舉制後建立的主體科,如蔡瑁、明靜、法明等許多科,無論是壹般科還是特殊科,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學術分支。“分科”的概念在學術分類中並沒有被廣泛使用,但在考試制度中發揮了作用。

摯友陳馳指出:“臣民之昌盛,逾千年矣。”[9]科舉制度起源於漢代,基本確立於隋唐。18 (598)年,隋文帝命四位科舉考試官,分別是“禦官不合格,總管、刺史官,以誌勤政,以誠幹心。”[10]然後,他們點了四個科舉考試官,即“各縣學要通,才要優”。據《舊唐書·薛登川傳》記載,大業歷時3年(607年),“楊迪帝繼位昌盛,後改前法,置進士等科”。唐代的科目設置繼承了漢代科舉制度的科目體系,都設置了常科和制科。“王平平的家族,有秀才、明靜、石軍、進士、法明、子明、舒鳴,有壹史、三史,有楷李源,有道居,還有童子。有五經、三經、二經、壹學究、三禮、三傳、壹史部。這在壹年中是永久的。”[11]在這12科中,秀才、明靜、進士、法明、子明、舒鳴最為重要。唐代共有63科,分為文、武、吏治、長才、生疏、儒、賢、忠七大類[12],說明當時科舉考試對“科”的精細分類。

宋代的科舉考試與唐代的制度略有相似,分為進士、明靜和其他科目。據報道:“今進士之科,大為時代所用,其選亦異,其待遇亦厚。進士、經、史、哲、集諸學者;有取部者,詩、賦、策、論也。”【13】宋代科舉考試分為常科和專科。常規科目包括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同裏分)。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法明等文科和武術。進士是最重要的科,九經、五經等明經地位較低。宋仁宗天盛七年(1029),二月,盛都撰文設立“天盛十科”:“德方正能出良言,諫科,而博通之墓,在教育領域有口皆碑,才識兼備,在體用領域有口皆碑。對官理的詳細了解,可以使政治科目、洞學和戰略規劃科目、軍事規劃和大才派科目無處不在,六藝皆可用。他還出了壹本書,為考生評出優秀科目。又是高門,毀草草家,異木,以布取之。”【14】後,撤書評出傑出分支,為天盛九分支。

司馬光在元佑元年上任後,提出了“十品科舉”的建議:“壹方面,清正紮實,可以為人師表(官官皆可升);第二,節日創始人可以準備Nake(帶官方);第三,如果妳英明神武,可以準備將軍部(文武都有官員,這個部也曾被陳武統治過);第四,可以為監察部門準備正義和情報(為了解國家及以上的人準備);如果精通儒家經典,可以準備聽課和讀書(官官都可以給);六、知識可備咨詢部(官官皆可考);第七,可以為寫作部門準備文章(官官皆可引);八、善於傾聽監獄訴訟,盡力謀得壹份實職(有官員);九、善政,財賦稅賦,公私兼顧(有官);十天,修法可以停止(與官員)求教。”[15]這種“以學科選士”的方法在晚清尤其受到學術界的推崇,成為中國學者接受近代西方國家“以學科立學”觀念的基礎。

可見,孔子雖然分為德、政、文、言等所謂“四科”,但長期以來並沒有成為學術分類的標準,而只是官方科舉考試的科目。據筆者考證,《宋史》中可以找到“分科”的結合:“自經學分科以來,音律日益昌盛...二十七年,聖旨復奏,經典復奏,如十三年制。第壹局,經典的意義減壹。如《二禮》義上位,則允許用經分,時數為四科。”[16]北宋時期,隨著書院制的興起和私塾的重新興起,孔子“分科教子”的做法引起了壹些學者的關註和效仿,產生了“分科教子”的現象。所以“分科”壹詞多數情況下是指單獨考試科目,但也指宋元以後的書院教學的科目類別。關於這壹點,通過分析宋代胡瑗齋戒的教學情況,可以略知壹二。據史書記載,胡教授弟子采用分科教學的方法,分經義治兩個齋戒期。“景宜擇其心疏,能為重要之人,真能解六經。”待遇翟專門為待遇培養人才:“壹人待遇壹物,照顧另壹物(或專或合,各教各因所長)。儒治民以安,講武以抗其匪,抑水以利其田,計歷以明。”[17]

既然“科”的名稱由來已久,孔子又分為德、政、文、言等所謂的“四科”,那麽這個學術分支不是後來才發展起來的嗎?筆者認為,雖然先秦時期已經包含的以學科為分類標準的學術學科從未發展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學術學科,但這並不意味著學術學科在中國沒有得到發展。從“孔子四家”到“儒家四家”的演變,證明了中國的學術範疇也是隨著中國學術的發展而逐漸演變的。筆者認為,隨著學術的演進和精細分類,到了明清時期,科目開始由考試科目或書院講授,逐漸演變為現代意義上的學科,逐漸形成了所謂的“儒學四家”——義之學、考據學、辭章學、經世學。

在西漢經學中,開始出現了經學的三個分支:章句、義理、訓詁。所謂章句,即讀章句,萌芽於先秦,成為漢代的壹門學問。徐方曰:“詩、書、禮、樂皆出自孔子;章節和句子的發明始於夏天。之後各路學者的分析眾說紛紜。漢承秦之亂,經學廢。這篇文章略有保留,或者沒有句子。”【18】章句學是在收集整理失傳典籍的過程中興起的。《新唐書》說:“自秦焚六藝以來,師傳之道絕失,而節本缺失,學者無法得其真偽,故各種儒家章句之學盛。”[19]有史、孟、之章,《詩經》有歐陽、夏侯之章。所謂訓詁,就是解釋文字的本義。許慎《說文解字序》說:“蓋字者,經之本也。”郭璞《爾雅序》曰:“夫寫爾雅,故訓詁所指。”所以在經學上,逐漸發展為訓詁學,包括字形、音韻、訓詁的研究,稱之為“小學”(附屬於經學)。劉欣《七律》中的“六藝”有壹個特殊的“小學”範疇,說明它在西漢已經成為壹個學派。班固的《漢誌》也將“小學”列為儒家經典的範疇,收錄了10個學派的45部經典。

所謂“正”,是指經典中所包含的意義和道理。《禮記·禮記》雲:“義理為理之言。”以《春秋公羊學》為代表的西漢經學,側重於探索經學的“微言義”,形成了後世的“公羊學”;漢代經學雖註重訓詁考據,但並不忽視六經之“義”。據《辛傳》記載:“當初左傳滿古言古言,士子只是傳法而已。以及對《左傳》的處理,引文解經,發明相,所以章句都準備得很充分。”[20]這說明到了劉欣的時候,經學研究的三種知識已經基本形成。

經學有章句、義理、訓詁三個分支,反映了中國的學術發展。而在漢代,這三種知識與“孔子四德”並無關聯。到北宋時,所謂文章之學、訓詁之學、義理之學之間逐漸有了分野。程頤說:“今有三士,古有壹士,異端不相幹。壹是文章之學,二是訓詁學,三是儒學之學。要學道家,就必須放棄對儒家的學習。”他所謂的訓詁學,就是漢代經學;文章之學是唐代的文學,儒學之學是宋代的“義理之學”。所以,程又說:“今之學者,有三弊:壹是嗜文,二是迷訓詁,三是迷邪說。沒有這三者,它將何去何從?會趨於道。”【21】所以,他推崇的是學習六經大“道”的學問,即“義理之學”。

“義理之學”之名,出自《子簡》長文:“今歲南著名舉人,皆求義理之學,機緣美矣。”[22]張載也說:“義理之學,亦須深而精深,不可輕佻。”[23]這是宋代學者著作中對“義理之學”的早期提法。義理研究以研究方法為主,側重於從整體上發掘儒家經典的內容和精神實質;訓詁學註重經典詞語的解釋和考證;性理論的研究關註經典的道德生活。“經”在宋代也成為與經學、史學相對應的學術範疇。阿清朝人陸欣源在《臨川集》壹書中說:“三代下來,有經、有經、有文,其中壹家可算儒家。意向偏喜,實力偏關註,時間偏。更何況他們也不互相嘲笑,而且知識都是很久以前就不知道的。從漢朝到宋朝壹千多年,我能集經、經、文於壹身,代表我的人不多。靖國的王文公就是其中之壹。”[24]雖然不能確定宋代已分為經之學、經之學、文章之學三個部分,但至少可以證明,到清初,“經之學”已被學者公認為壹門科學。

明清以後,作為經學的四大分支,義之學、考據學、經之學、文章學的名稱逐漸為學者所習見。戴震、章學誠等人把中國的學術範疇分為三類,即義理之學、考據之學和詞章之學。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說:“余味之學有三:說義、說理、考證、文章。”[25]嘉慶道之際,“經之學”異軍突起,與義之學、考據學、抒情詩學共同構成所謂“儒學四家”。姚鼐的侄孫姚穎說:“學問有四個方面,即正義、經濟、文章和更多的知識。”[26]明確地把“經濟學”加入到中國的學術範疇中。

阮元在界定考據之學和經濟之學時說:“復古之學,必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而改之,則不偽也。政事之學,必知利弊之源,後天之終法,其弊不可勝,而可長存。沒有壹個不善於回顧過去卻能善於政治的人。”[27]這裏所謂的“前事不忘”,是考證;所謂“政事之學”,就是經世之學。

道鹽之際,“經之學”與義理之學、考據學、詞學、章學成為中國傳統學術的四大範疇。將“孔子四支”與“儒學四支”明確聯系起來的,是清末大學者曾國藩。他說:“學習有四種技巧:推理、考證、修辭學和經濟學。義在孔子那裏是德的壹個分支,此生為宋學者。考證在孔子那裏是文學的壹門學科,在這個世界上也是中國的學者。寫章之人是孔子中的壹個詞類分支,也來自古代的文藝和當代的詩詞賦。經學家在孔子那裏是政事的壹個分支,禮、政書、前代軼事也。”[28]從這段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曾已經把“經濟之學”作為中國壹個重要的學術範疇。

正因為如此,曾國藩在總結中國傳統學術時,是按照這種學術劃分來對待歷代學術大師的。他說:“對若歌、魯、範、馬,在聖門,德也是政事;聖人門中的周、程、張、朱,都是德之主體,都是正義合理的;韓、劉、歐、曾、李、杜、蘇、黃,在盛門,都是言之主體,所謂詞章也;徐、鄭、杜、馬、顧、秦、姚、王都是《聖門》中的文學主體。顧、秦、馬謖關系密切,姚、王、鄭維關系密切,均為考證。”[29]在曾看來,孔子的德性之學是後世的義之學,即宋汝州、程、張、朱之學;孔子言的分支是後來的詞章學,唐宋所謂韓、劉、歐、曾、李、杜、蘇八家都屬於詞章學;儒家文獻之學,即後世的考據學,漢代以後分屬徐、鄭、杜、馬、顧、秦、姚、王。

就這樣,“孔子四分支”發展到清代,已經形成了“儒家四分支”,得到了晚清學者的普遍認同。在《長興學記》中,康有為把他所教的知識分為四類:壹是義理之學,二是經世之學,三是考據之學,四是詞學、章學,並認為中國學不了這四科:“周人有六藝之學,是公學;專官之學是私學,也是世學。漢人都學經學,六朝隋唐的人多學文字,宋明的人多學理學,州朝的人多學考證,還是這四個。”[30]

可見,從“孔子四支”到“儒家四支”,說明中國傳統學術已經開始向現代學術學科演變。但值得指出的是,“儒學四家”仍然是以研究方法、視角和途徑來分類的,與現代意義上的“學科”有很大不同。嚴格來說,“儒學四家”指的是學習知識的四種方式,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學科。摯友郭嵩燾說:“我自鼎盛時期為師,壹直是大學者,承風而學,從實而學。其間,專家考證的途徑大概有三種:說訓詁、研考文字、辨偽;嶽考證,循經,窮極;嶽闞學派,搜集古籍,參差離合。三者同源而用異,各有極能。”[31]

在這裏,所謂“考官有約三路”,明確界定了“儒家四家”的性質。

作者簡介左(1964 ——),男,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文化部副主任,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副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

[1]許慎、段玉裁註:《釋字劄記》,第4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2]《孔子家語七十弟子》,《百子百科全書》,嶽麓書社出版,1993。[3]《史記·仲尼弟子傳》,標點中華書局。[4]錢穆:《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教育》,《國史新論》,第224頁,三聯書店,2001版。[5]白居易:《三教論衡》,《白居易文集》第68卷,中華書局1979版。[6]《漢班固傳》,中華書局標點本。[7]《韓曙林如傳贊》,以中華書局為標點。[8]《後漢書·儒林外史》,以中華書局為標點。[9]《陳馳全集》,第79頁,中華書局,1997。[10]中華書局標點本《隋書高祖集》。[11]中華書局標點本《新唐書·選記》。[12]唐·《科舉》卷76。【13】《紫編》,真宗鹹平五年河陽節判官張,疏。[14]《宋史·選二》,中華書局標點本。[15]《全聞松》卷1206,《乞降科舉》。[16]《宋史選二》,中華書局標點本。[17]黃宗羲:《宋元學案:丁安學案》,中華書局標點本。[18]葉凡:《後漢徐方傳》,中華書局標點。[19]《新唐書》,易,中華書局標點本。[20]《漢·楚原王傳》,中華書局標點。[21]河南程《遺書》,卷十八,爾,頁187,中華書局1981版。[22]《子同治劍龍編選》卷二四三,熙寧六年三月耿書條。[23]張載:《儒家經典之洞》,張載集,第273頁,中華書局,1978。[24]陸心源:《臨川集後書》,《益骨堂集》卷XI。[25]姚鼐:《抄蜀序》,《寶玄寶典》卷四,同治丙寅(1865)再版於憂亭。[26]姚穎:《與吳月清書》,《中國近代史料續編》,第6輯。[27]阮元:《漢讀書考禮六卷序》,《書房文集》第壹卷,第241頁。中華書局1993版。[28]《勸學在直隸顯士》,《曾國藩詩詞全集》,第442頁,嶽麓書社,1994。[29]曾國藩:聖人畫像,曾國藩文集,上海啟智書店,1934。[30]康有為:《長興學》,第35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版。[31]《王校曲本序》,《郭嵩燾詩集》,第28頁,嶽麓書社,198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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