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我讀連載小說，尤其是故事性強的中國古典傳統體裁的連載小說，常常是迫不及待地先睹為快，熊召政先生的近作《張居正》就是其中之壹。這部篇幅巨大的歷史小說，是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歷史小說《張居正》簡體字本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在內地同時出版，香港出版時改為《張居正傳》）。由於我和這家出版社的歷史關系，我有了壹點小小的“特權”，當《張居正》還沒有在市上出售之時，我已經可以先拿到手，津津有味地開始閱讀了。我享受任何“特權”有壹個原則，那是：“這項特權絕不可妨礙、侵犯到任何別人的利益。”先讀《張居正》，並不會使得這部書在市面上脫銷，不會使得任何壹位讀者暫買不到，因而剝奪了他先睹為快的樂趣。如果任何特權違反了這個原則，我就絕不使用，因為那是張居正所堅決反對，畢生努力對付的“豪強作風”“惡霸行為”，我自己也是十分鄙視的。幾年前，有位朋友在報上的小專欄中表揚我壹件小事：我們二人去參觀香港的書籍展覽會，排隊入場的人數很多，我們排了很久還是輪不到。我就說不排了，過壹兩天人少了些時再來。那位朋友問我為什麽不使用“特權”，因為我是參展的出版社的主人，有“特權”可以不必排隊，我說如果我不排隊而先進去，就使得有壹位讀者不公平地被擠在外面，妨礙到別人的特權是不能用的。這是件非常小的小事，根本不值得壹提，也不能算是什麽好事，但我覺得，這種“公正”“反特權”觀念，應當用在社會的任何方面。張居正“施政”實際上就是“居其正”三字。
歷史小說不是歷史，是小說。歷史小說首先應當是小說，而其內容大體上不脫離歷史。既然是小說，就應當有生動而緊張的故事情節，有豐富的人物，既有性格，又有內心生活，有他個性中情感與現實的矛盾沖突，有他的困難，他的堅強與軟弱，他的迫不得已。
所謂大體上不脫離歷史，不但物質生活不能違反歷史規限，精神上與觀念上也不能違反。歷史小說雖說可以三虛七實，但這三虛也不能虛得過分。法國大仲馬寫《三個火槍手》，時代是法國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的朝代，武士可以用火槍，但不能用新式手槍，中國的歷史小說，張居正不能用打火機來點香煙，家裏不能開空調，他雖註重法治、公道、反對大地主逃稅，但不能有馬克思主義。
熊先生是英山人，和張居正是湖北同鄉。這部歷史小說中對明萬歷年間的官制、社會生活等考證得很詳細，我閱讀時自愧不如，又很佩服，我相信他做了很多調查研究的工作。和他會面時，我曾向熊先生討教關於李自成殺戮起義同伴的史實，以作為我修改《碧血劍》的根據。我自己對明史是有興趣的，在我那篇《袁崇煥評傳》中，我對張居正有很高的評價，我這樣寫：“從萬歷元年到十年，張居正的政績粲然可觀，在那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那時歐洲的文人學士在提到中國的時候無不欽慕向往……”我引述萬歷十五年時中國的重大成就，其中很大部分是張居正的功勞。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寫《萬歷十五年》，選擇萬歷十五年來代表中國制度上落後於歐洲，說主因是中國不以數字來管理國家。其實萬歷十五年張居正去世還不過五年，張居正的善政還沒有遭到敗壞，以萬歷十五年的中國來和歐洲先進國家相比，中國還遠遠地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揚州、杭州這些大城市遠比倫敦、巴黎要更加衛生、幹凈和先進。
當時的主要缺點不是不用數字來管理國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權、君主權威至上的中國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絕對專制），張居正重視“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統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國這樣的大國。他註重“循名責實”，用現代的名詞來說，大致上便是“實事求是”。《張居正》雖是小說，但比《萬歷十五年》這樣的學術文章，更加真實，更加接近事實。
歷史小說有“古為今用”的作用，但不能以“古為今用”作為目標而寫小說，那有可能會牽強附會，勉強影射的作用。在文學上，“主題先行”的作風從來是不會成功的。要寫主題，就清楚明了，直截了當地寫壹篇政治論文。
我欣賞《張居正》，因為作者選擇張居正這樣壹個“實事求是”不顧個人成敗，決心為了國家，反對特權，打擊豪強，堅持制度與法治的人物，來抒寫他的真實遭遇和感情，並不勉強將他推入現實的框子裏，影射現實，反映現實。只能用現實人物來反映現實，古人就是古人，真實地抒寫古人，就是很好的歷史小說。
原載於《明報月刊》二〇〇三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