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般來說，中國人是善於經商樂於經商的民族。或許出於對官商經濟弊端的深刻認識，以歷代治吏最為嚴酷的《明律》明確規定，四品以上的官員禁止經商，貪汙60兩白銀就要被扒皮示眾等等。但有明壹代，特別是後期，官員經商之盛、家財之富，卻遠遠比其他朝代官員都更為顯著。原來，除了明初因酷刑治吏而使官商不敢擡頭外，到了明初中後期，列位高官重臣，見有機可乘、有利可圖，紛紛不顧明太祖定下的規矩，讓家人或親自下海經商辦企業。於是就形成了別具壹格的邊禁邊商的奇特現象，以至於官商橫行、豪富叠出。
據載，1560年去前後，權臣嚴嵩之子嚴世蕃夜宴賓客曾借酒勁點評過當時17位“首等富豪”，其中官員占了10位，真正的商賈(晉商浙商)才分去了另外7席。導致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有人研究後認為，是官權、特權和土地所有權所致。事實上，大臣高官與皇親國戚不僅擁有官權，也擁有特權，他們是成為豪富的主要“生力軍”，而商賈雖以經商為主，但幾乎也擺脫不了家族勢力的影響。可見權力在商界也無處不在。
所以，史料披露，弘治年間(公元1488~1505年)，皇室宗族、功勛之家已紛紛插手經商，到了嘉靖之後，此風終不可遏。據吳晗的考證，“從親王到勛爵、官僚士大夫都經營商業，而且官愈大，做買賣愈多愈大，16世紀中期的這種現象，是過去所沒有過的”。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也認為：“帝國模式特別容易產生官商經濟，因為無法監督，太大了，隨便弄壹點就是大數目……統觀歷朝貪汙史錄，愈接近近代，貪汙現象亦愈普遍，貪汙技巧亦愈周密，而與懲治貪汙刑典的寬嚴似無何等重大關系。明代立法最嚴，但明代貪汙實較任何前朝為烈。”
我們先看如下幾個典型例子，就清楚了其中原委。郭勛(嘉靖年間的翊國公、太師)仰仗其族叔郭憲掌管東廠之特權，加上自己的顯赫地位，竟在京城開了1000多間店舍，規模非常驚人。且常常仗勢欺人，欺行霸市，胡作非為，無人敢問。嘉靖、萬歷年間的嚴嵩、徐階、張居正等幾位首輔大臣，也都因經商而成壹時之富。嚴嵩在老家的壹府四縣裏占有了當地的七成好良田;徐階不僅擁有20多萬畝良田，佃戶不下萬人，而且還開了壹間規模很大的織場;張居正在推行“壹條鞭法”為國家理財的同時，也給自己斂財，所以才有他去世後萬歷抄家發現，起獲了黃金1萬多兩、白銀10余萬兩的巨額財產。
各位看官不要以為只有這幾位大臣在經商，其實下海者大有人在，只是我們無法去壹壹枚舉罷了。是什麽促使他們如此熱衷官商壹體呢?深究起來，還得說是跟皇帝學的。明朝後期的幾位皇帝，盡管不愛上朝，卻很喜歡斂財。他們壹般不可能、也不會直接進入貿易領域，但可以通過在流通環節加上些審查審批關口，就能夠實現不增值的利潤截留。即在某些關鍵節點上，以 *** 的名義和行政手段進行管制，然後以特許經營(牌照、指標)的方式加以“尋租”，就能實現其不是經商勝似經商的高額回報。可氣的是，負擔都轉嫁給了消費者來買單。
嗚呼，皇帝如此，重臣也如此，其他官吏焉能不有樣學樣步步緊跟?這樣壹來，還有多少人為國家著想、為江山打算、為黎民謀福?久而久之，失去民心，無疑等待的結果只能是國家滅亡、江山換人、百姓遭殃。官商的危害極大，歷史的教訓極深。早已不在僅僅是經濟層面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