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集模式的意義，通過它多方面的價值表現出來。 我們現在沿用的解決“三農”問題的基礎，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初奠定的。雖然政策面進展很多，但是這些政策的基礎結構層面這二、三十年來沒多大變化。
這個基礎結構指的就是“公司+農戶”。農戶這方面以小崗村模式為代表，它改變了過去“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集體公有制的結構。分田到戶，當然是基礎結構上的、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從而大大調動了農戶的積極性。但分田到戶，使得壹家壹戶的小生產直接面對變化多端的大市場，農戶種什麽、怎麽種，都由自己說了算，集體經濟規模經營的“統”的好處就沒有了。
進入80年代，國家開始研究如何把“統”的優越性和“分”的優越性結合起來，於是誕生了“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結構，即“公司+農戶”。這個基礎性的經濟結構沿用到今天。
然而，在人多地少的國情條件下，“公司+農戶”遇到了難以克服的挑戰。比如，勞動者轉移或農民就業的問題，農村的經濟發展問題，農民收入提高的問題等。如：較為關鍵的農民工問題。在中國，每到過春節的時候，億萬農民工在全國範圍內的大遷徙、大流動，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現象。不僅是春運表現出的巨大的社會壓力和社會成本，農民工平時在城裏的安置、子女教育、社會保障，還有農村“空巢”帶來的壹系列問題等等，無論是農民自己、還是國家的公***管理為此所花的代價都是非常大的。
國家探索過以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辦法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但是，“公司+農戶”的結構，仍不足以讓農村容納這麽多的勞動力。
在過去“公司+農戶”結構下，農戶往往是被公司牽著鼻子走的弱勢群體，公司控制農戶，與農戶爭利的壹個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對稱。市場信息大部分掌握在公司的手裏，在和公司建立經濟聯系的過程中，農戶由信息弱勢造成市場弱勢的情況是常見的事實。
“沙集模式”帶來了結構性的變化：它在“公司+農戶”的基礎上加了“網絡”這壹大要素。農戶在自己家中，通過市場化的公***電子商務平臺，可以直接去對接市場。解決農民信息弱勢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壹下子找到了壹個新的突破口，並且，供需雙方無需經由第三方中介，這是以最直接的方式從根本上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農民在家中就可以創業致富，其經濟社會影響意義深遠。實際上，它為在信息網絡時代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壹個新的選擇，為解決黨和國家多年非常頭痛的城鄉社會問題提供壹個新選擇。 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兩個轉變”。即：由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粗放型發展轉變為集約型發展。從那時到現在，已經三個“五年計劃”過去了。國家為發展方式轉型付出了巨大努力，在壹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轉型的壓力有增無減。
轉型過程中很重要的壹個因素是信息化，若沒有信息化，就根本沒有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兩化融合”，這是國家戰略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又提出深化“兩化融合”的要求。
信息化的深入，受到傳統工業化的慣性和利益剛性的阻力。如：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各國在出臺刺激經濟的政策時，都在加大信息化投入。但我國的4萬億中，有多少是投在信息基礎設施上的？對不起，4萬億壹開始定項目時，還是偏向了傳統的“鐵公機（鐵路、公路、機場）”。此外，資源怎麽分配涉及當事者的利益。信息化發展到今天的程度，必然要求轉型，而轉型必然會沖擊某些既得利益。參加“十二五”信息化規劃研究時，我曾直言不諱：“‘十壹五’特別是後幾年，信息化是怎樣的局面？凡是花錢建設、錦上添花的，發展就順風順水；凡是要改革、要轉型、要觸碰到既得利益的，就困難重重。”問題是，信息化發展到今天，不能老上項目，老鋪網絡、上系統；壹定要用，還要用好，就必須轉型；壹轉型，就要觸碰到原來的利益結構。若不改革，不轉型，信息化的效能肯定不行。
在農村信息化上，國家花了大力氣來推動，近年提出新農村建設後，更是加大了力度，但成效不理想。問題就出在想用自上而下去推信息化的路徑解決小生產和大市場對接的問題，使得政府始終面臨著來自“信息化不等式”的挑戰。“信息化不等式”，指能力不等於應用，應用不等於實效。多年來，農村信息化建了大量的能力，實際應用和實效卻不理想。問題就出在自上而下的信息化和農民自下而上的信息需求出現了錯位。
“沙集模式”中，農民和市場直接對接，不存在錯位問題。農民需要的信息不需先經過自上而下的系統，拐個彎才到達農民那裏，信息化的應用和效益，壹下子就出來了。“沙集模式”轉型的意義還表現在結構升級上。它的興起，直接改變了當地的產業結構。目前東風村的網銷已超過廢塑，成為第壹產業。這種變化正好和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調結構、轉方式的要求相符。 這些年，發展地方經濟，特別是縣域經濟，壹個重要的思路是通過招商引資拉動地方經濟。這壹發展思路，在過去30年裏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今後這壹發展道路將越走越難。目前，招商引資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地方政府之間的惡性競爭讓這個代價不斷加碼。有地方官員反映，現在國內的老板比外資難纏，“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態度逼著政府讓步。地方政府可為招商引資所付代價的資源越來越少，比如：國家耕地紅線是不能動的底線，可用非耕土地越來越少。稅收減免、預支未來又能堅持多久？這樣的發展思路已到不得不認真反思的時候了。同時，外來項目“難養熟”，壹有風吹草動，或別的地方給的條件更優越，拍拍屁股就走人。
“沙集模式”則是靠本地內生力量來驅動的。網商的發展項目就算向國家要政策，相較於傳統的招商引資，利用公***資源的性價比也極高。其對公***資源的索取少，為地方經濟的發展貢獻大。更可貴的是，農民網商的根在這裏，即便市場有了變動，他們也會與政府壹起抵禦風險。 今年9月1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致辭中，提到了“包容性增長”的概念。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也提出“包容性增長”。在我看來，包容性增長不僅要體現在目標上，還要體現在過程中。***同富裕，重要的是通過創造平等發展的機會，吸納人們廣泛參與增長過程來實現。包容性增長所實現的不僅是經濟上的***同富裕，更是包容在這壹過程中的所有參與者的能力、尊嚴和人生價值的實現。
審視“沙集模式”會發現，只要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使電子商務和他們的利益掛鉤，人人都可以參與到“兩化融合”中。農戶在看到兄弟姐妹、左鄰右舍靠網銷致富了，不用號召就會自發來學。先給別的網商打工，學會了起碼的知識，“壹指禪”也能開網店。可見，只要解決了農民內在積極性問題，包容性增長的效果很快就能顯現出來。 從早先的順德，中山，東莞、南海的廣東“四小龍”，到浙江義烏的小商品、紹興的輕紡等，都是國內集群經濟成功的典型案例。特別是近幾年，集群經濟正逐步引起各地重視，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新亮點和農村產業化的重要途徑。
集群經濟是經濟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問題。如果要轉變傳統工業化規模增長的方式，那麽發展集群經濟就成為集約增長的壹個新選擇。其實，我國農村產業化天然帶有集群經濟的基因。農村有著特殊的社會土壤，成功很快會帶來大批模仿者。因此會在有限的區域內，形成產業“紮堆”現象，從而成為集群經濟的主要特征。
值得深思的是：同樣具有集群經濟發展的基因，為什麽在有些地方長出了參天大樹、茂密森林，而有些地方卻半途夭折、顆粒無收？這要從集群經濟的成長規律中找答案，要特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集群經濟以個體和私營企業為主，具有物種多樣、依存***生和自組織的特點。同時集群經濟發展又存在市場邊界、市場失靈的弊端。對此，政府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不缺位、不越位，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如果政府要麽缺位，該發揮作用的時候找不到；要麽越位，替市場幹了很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那麽就極容易扼殺集群經濟。
沙集的家具網銷與生產，明顯具有集群經濟的特征，“沙集模式”除了品牌效應外，產業集群本身的壯大也可成為新優勢。沙集網商先行者之壹的夏凱就說，全鎮現有眾多網商，等於開了數以千計面向世界的推銷窗口，十幾家的物流公司也可對今後相關產業發展起到助推作用。沙集有這樣好的物流條件、網銷條件，只要新項目能對接，商戶壹來，立刻就能享受到這裏的集群經濟外部性的好處。所以，壹定要珍惜目前沙集已形成的集群經濟的雛形。如果沙集著力於市場生態的營造，使這裏成長為壹個新義烏，探索出以信息化帶動集群經濟發展的經驗，那“沙集模式”的貢獻就更大了。 到目前為止，我國發展農村電子商務，在壹些地方也出現了成功的典型。但有些經驗的可復制性並不強。比如，浙江義烏“青巖劉模式”。青巖劉村的電子商務發展得很火，原來壹千多人的小村子引來七、八千外地人落戶並在網上開店。原因在於這個村離義烏最大的貨運市場—江東貨運市場僅幾步之遙，既方便組織貨源，又方便托運。這種因地理位置帶來的發展農村電子商務的特殊優越性，在全國來看很難大面積復制。
在我國農村的很多地方，電子商務是在不改變當地生產結構的前提下，作為現有農副產品銷售的輔助手段應用的。比如，農民在網上賣棗、賣花、賣種豬。這是當前我國農村電子商務發揮作用的最常見的形式。未來發展中，仍大有潛力可挖。壹些農村，網上銷售當地產品所達到的規模已相當可觀，網銷已成為重要甚至主要的銷售方式。如河北省清河縣“東高莊模式”。東高莊全村有400多戶人家，300多戶在網上開店賣羊絨紗線，年銷售額超過100萬元的網商有20多家，其中最大的達到1000多萬元。2009年，該村通過網上銷售羊絨紗線達到300多噸。東高莊村電子商務的發展，得益於先前業已存在的羊絨紗線加工業。2008年該村第壹家網店開辦時，清河就已是全國最大的羊絨深加工集散地，而東高莊村又是全縣最大的羊絨生產加工專業村。
相形之下，“沙集模式”更加難得。沙集的家具行業可以說是從無到有，靠信息化帶動起來的。有人可能爭辯：沙集原來就有生產家具的基礎，有木匠，所以能發展家具網銷。其實，哪裏的農村沒有木匠？否則，當地農民用的家具哪裏來的？這種手工業，是中國社會幾千年來就有的。它與現在沙集這種由網銷拉動、面向大市場的家具業不可相提並論。
我們反復想，“沙集模式”發展中的那些發揮重要作用的因素，是否存在難以復制的障礙？想來想去，我沒有找到。比如，上述農村社會關系和電子商務基礎設施的雙重社會資本對普遍農村皆適用。加上選擇好起步的產品，“沙集模式”就可以在全國的農村地區推廣。
正因為“沙集模式”具備以上“三農”、轉型、內生、包容、集群、復制的價值，又能夠切中我國發展戰略中的要害，所以，我們認為，不妨把“沙集模式”比作三十多年前的小崗村。它對突破長期以來解決“三農”問題的困局，推動農村發展方式的轉變，具有重大戰略價值。它不是壹個局部政策的變化，而是壹個基本結構層面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