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由於納粹當局捕捉猶太人的行為日益嚴重，而安妮的姐姐也收到納粹當局的勞動通知，使得範丹決定與安妮壹家移居到更為隱密且安全的居所；那年的7月9 日，安妮壹家與範丹壹家搬入奧圖公司的三樓與四樓，以書櫃擋住出入口以避人耳目，過著隱蔽的生活。應還可以住壹個人，所以後來他們的夥伴又多了壹位牙醫杜賽爾。所以隱密之家的居的住者***有八個人。但是在1944年8月4日，安妮壹家由於有人告密而被德國和荷蘭警察逮捕。數日後所有人被轉送到荷蘭的威斯第包克集中營，壹個月後隱密之家的八個人被轉送到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之後，安妮與姐姐又被轉送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1945年3月姐妹都因傷寒死於營中，距離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被英軍解放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而其它隱密之家的成員除奧圖之外，都死於集中營之中。 安妮的日記由於公司女職員的保存而留了下來，之後公司的女職員又轉交給生存下來的奧圖·法蘭克，1947年安妮的日記便出版，成為珍貴的第壹手資料。
早期生活
安妮·法蘭克家中成員還包括母親艾迪斯與姐姐瑪格特。她出生時名為安內利澤·瑪麗，但家人和朋友都以昵稱“安妮（Anne）”來稱呼她. 有時其父也會叫她“小安妮（Annelein）”。 法蘭克壹家住在壹個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雜居的同化小區中，而安妮和其它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小孩壹樣，經常接觸到不同信仰的人士（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其它猶太裔人。法蘭克壹家信奉猶太教的壹分支—猶太教改革派，此教只遵守部分原猶太教條，而忽略及摒棄了大量原猶太教傳統。安妮的母親艾迪斯是壹個虔誠的教徒，而父親奧圖在第壹次世界大戰時曾出仕於德國政府，並且獲授勛。性格上奧圖熱衷於追求知識，所以對安妮及其姊瑪格特也經常鼓勵她們多閱讀。1933年3月13日，在法蘭克福進行了市議會選舉，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勝出。反猶太主義在此時便迅速擴張起來，使法蘭克壹家開始擔心繼續留在德國會對自身安全構成危險。在接近年尾時，艾迪斯便帶著安妮與瑪格特到亞琛的外母家中居住，而奧圖則繼續留在法蘭克福，直至他收到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開設公司的邀請，便決定搬到那邊去打理生意和為家人安排新住所。法蘭克壹家是1933年至1939年離開德國的300，000猶太人之壹。奧圖開設了壹家名為“Opekta Works”的公司，負責批發由各種水果提煉出來的果膠。他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梅爾韋德廣場替家人找到了新住所。1934年2月，艾迪斯帶著安妮與瑪格特搬到新住所，而且也重新為兩姊妹安排學校。姊姊瑪格特入讀了壹所公立學校，而安妮則入讀了蒙特梭利式教育學校。兩姊妹在學業上各有專長，瑪格特比較精於算術及數學，而安妮在讀寫上比較優異。其中壹個當時安妮的朋友哈娜·戈斯拉憶述，安妮在作業時經常會用手蓋著答案，以不被其它同儕借故抄襲，而且也不會跟其它同學壹起討論。但是這些作業後來卻沒有保留下來。同時， 安妮和瑪格特在個性上也有著明顯差別。瑪格特在舉止上較文雅，保守和勤奮，而安妮則較健談，外向和充滿活力。1938年，奧圖與壹個由德國奧斯納布呂克舉家搬來，與名叫赫爾曼·雲佩斯的肉販合夥建立了另壹家公司。1939年安妮的祖母也搬到阿姆斯特丹來居住，她之後壹直住在這裏直到1942年1月逝世。1940年5月，德軍入侵並迅速占領荷蘭，新成立的親納粹政府開始透過差別對待及嚴格的執法迫害猶太人。政府對猶太人實行了強制登記及隔離，所以即使瑪格特與安妮在學校表現優異，但新制度卻規定她們只可在指定的猶太學校讀書，她們只好離開原校。之後，她們被編入猶太講學所繼續學習。
日記生活：躲藏在隱密之家前：1942年6月12日，當安妮正慶祝她的13歲生日時，她收到壹份之前在逛商店時，曾向父親央求過的小簿作為生日禮物。這是壹本配有紅白彩格封面，並附上壹個小鎖的簽名簿。但安妮之後還是決定把這本小簿作為日記使用。她開始在日記中記載著在日常生活上的各種瑣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園生活，鄰居，甚至與壹些男孩嬉戲的情況。這些早期的日記都記錄了她的生活，其實都像 其它同學壹樣大同小異。同時，安妮也把壹些在德國占領下，周遭發生的變化記錄下來。當中有些是在表面上難以察覺的。但在之後的日記，安妮也透露了納粹對猶 太人的壓迫正急速膨脹，而且也記錄了壹些詳細數據。其中壹個例子是日記中有關強迫猶太人在公眾場合攜帶“黃星”的記錄。她也列舉了壹系列在阿姆斯特丹風行，針對猶太人的禁制及迫害措施。同時，她也在日記中表示對年初祖母的離世感到難過。1942年7月， 瑪格特收到了壹份由猶太移民局中央辦公室所發的征召通告，命令她的父親到附近的勞動營報到。然後安妮便得知其父奧圖在與自己公司的雇員"溝通"後，決定把她們藏到公司裏去，而其母與其姊亦早得知此事。 於是壹家人便搬到了位於阿姆斯特丹王子運河河畔的公司內壹間隱蔽的房間。
在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壹家搬到隱密之家暫避。他們故意把房子弄得很 安妮·弗蘭克
亂，嘗試營造他們已經離開的樣子。奧圖法蘭克留下了壹張字條，暗示他們要去瑞士。他們被逼留下了安妮的貓 “摩積”。因為猶太人不準乘坐公***交通工具，他們從家門走了幾公裏，每個人都穿了幾層的衣服，因為害怕被人見到他們拿著行李。房子秘密增建的部分，在日記中稱為“Achterhuis”，在荷蘭文中意即後座。域陀古加、基爾文、美亞姬斯、禾古治是唯壹幾個知道這裏有人隱藏的雇員，姬斯的丈夫、禾古治的父親都是幫助他們藏身的人。他們是屋內的人和外界的唯 壹聯系，也會告知他們戰爭的情況和政局發展。他們保證屋內人的安全，照顧他們的起居飲食——壹個隨時間而變得艱難的任務。安妮寫下了他們在最危險的時期對 提升屋內士氣的貢獻。他們都知道，壹旦被發現，幫助猶太人都會令他們落得死刑的下場。在七月尾，雲佩斯壹家加入了法蘭克壹家，壹位牙醫和雲佩斯家的朋友，也加入了。安妮寫下了跟新朋友說話的興奮，但很快，狹小的居住環境引起了沖突。安妮跟飛化同住壹間房，她很快就覺得他很難以忍受；她又跟愛吉斯·雲佩斯沖突，她認為她愚蠢。她跟她母親的關系亦日漸緊張，安妮說她與她母親沒有甚麽***通點。雖然她有時也跟瑪格特吵架，但她最親的還是父親。過了壹段日子以後，她跟彼得卻墮入了愛河。安妮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讀書和學習上，閑時也寫日記。除了記下生活上經歷的事情外，她也寫下自己的感受，信念和希望，壹些她覺得她不能再談的東西。後來她對寫作的信心增強了，人又成熟了，她開始寫壹些抽象的東西，例如對神的信念，又或是她怎麽了解人性。她壹直都在寫，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後壹篇為止。
被捕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國警察闖入了他們的隱密之家，告密者的身分至今未明。在黨衛隊長官斯巴鮑華的帶領下，當中總***有至少三個德國警察的成員。屋裏的人都被貨車帶走問話。域陀古加和基爾文都被帶走並收監，美亞姬斯和禾基治則沒有被帶走。其它所有人都被帶到了蓋世太保的基地，被盤問了壹整晚。8月5日，他們被轉送到拘留所，壹個極度擠逼的監獄中。兩日後八個猶太囚犯又被轉送到荷蘭的維斯坦堡。它表面上是壹個暫時拘留營，在當時已經有超過十萬猶太人曾經被囚在此處。因為被發現匿藏，他們被視為罪犯，要被送去做苦工。 域陀古加與基爾文被囚禁於壹個位於阿默斯福特的戰俘營。基爾文在七個星期後獲釋，但域陀古加則在不同的勞改營壹直當苦工直到戰爭結束。美亞姬斯與禾基治曾被秘密警察迫問，但沒有被帶走。他們後來回到隱密之家，找到安妮散落在地上的紙張；他們把它們連同家庭相簿收起，姬斯打算在戰後把它們還給安妮。在1944年8月7日，美亞姬斯曾找到斯巴鮑華，並希望賄賂他以換取釋放囚犯，但遭拒絕。9月3日，他們被最後壹次移轉，由火車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去。他們在三日後到達，以性別分開，再也無法會面。在1019個乘客當中，549個人（包括所有15歲以下的小孩）被直接送到毒氣室殺害。安妮當時已經過了十五歲三個月，得以活命。雖然每個從隱密之家來的人都活下來了，但安妮相信她的父親已經身亡。安妮跟其它沒被送進毒氣室的女性壹樣，要脫光消毒，剃頭，被紋上壹個識別碼。白天，她們被逼做奴隸式的苦工，晚上她們都擠在冷得要命的營房中。疾病非常猖獗，安妮的皮膚也感染了疥癬。10月28日，軍方開始選移轉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多於8000個女人，包括安妮、瑪格特和愛吉斯·雲佩斯，被轉送到該集中營；她的母親艾迪斯 留了下來。因為大量囚犯被送進來，要開始用營帳收留；安妮和瑪格特就是其中二人。人口增加了，同時使死亡率不斷上升。安妮跟兩個朋友短暫地重遇——漢妮和 蘭特，她們兩人都在戰爭中活下來了。蘭特形容安妮為：禿頭，瘦弱，又在顫抖。漢妮說雖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她卻更擔心瑪格特，因為她的病更嚴重，而且已經 不能走動，常常在帆布床中躲著。安妮對她的兩位朋友說，她相信她的父母已經死亡。1945年3月，班疹傷寒在集中營中傳開，17000個囚犯因此死亡。有目擊者說瑪格特從她的帆布床中掉下來，因為休克而死亡，數日後安妮也死去了。他們估計安妮的死發生在1945年4月15日，英軍光復這個集中營的數星期前。雖然沒有確切日期，壹般都相信時間介乎二月尾和三月中。戰後，有報告稱在110000個從荷蘭押解到納粹德國的猶太人中，只有5000個得以活命。也有估計指出仍有大約30000名猶太人留在荷蘭，大部分都受到地下反納粹組織援助，當中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存活下來。
日記出版：奧圖壹家最後只剩下父親奧圖在大戰後存活下來。他在大戰過後回到阿姆 《安妮·弗蘭克日記》
斯特丹，而且知道他的妻子已經逝世，而兩個女兒就被轉移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雖然他仍然寄望兩個女兒能夠活著回來，但於1945年7月，他卻收到由國際紅十字會傳來的信息，表示兩姊妹被確認已經離世。後來，奧圖的舊下屬美亞?姬斯把壹直收藏的日記還給了他。奧圖在看過日記後，也表示從來也沒有想到安妮在日記中，對往日的生活狀況竟有著如此準確和良好的記載。基於安妮在生前曾多次提到自己的意願是成為作家，奧圖開始考慮把日記公開出版。在若幹年後，當奧圖再次被問起對此事的感受時，他表示 “這對我來說也是壹個發現，.我從不知道她有這麽深刻的想法和感受，... 她從沒有表露過這些”。 開始時，安妮的日記都是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在裏頭強調了很多次她不容許任何人看她的日記。她聰明地形容了她的生活，她的家庭與同伴，他們的情況， 同時又表明了自己希望寫小說出版的意向。在1944年春天，她聽到壹個Gerrit Bolkestein做的電臺廣播——他是壹個荷蘭流亡政府的成員。他說當戰事結束後，他會籌組關於戰事荷蘭人民受壓迫的公***紀錄。他 也提起過出版信件和日記，所以安妮決定在那時交出她的日記。她開始修正她的作品，刪減某些部分，又重寫某些部分，希望終有壹天可以出版。她原本的筆記本子已經用完了，開始寫另壹本活頁簿。她為屋子裏的所有人起了假名，雲佩斯壹家成為了賀文，比曹妮娜和彼得·雲丹，費茲飛化成為了艾拔·德素。奧圖·法蘭克用了稱為“A版本”的原日記，和稱為“B版本”的修改了的日記壹起，出版了日記的初版。他拿走了幾篇文章，大多數是用不奉承的詞語形容他太太的，和壹些形容 安妮對性的興趣的篇章。他回復了他們壹家的真實身分，但其它人依然沿用假名。 他把日記交給歷史學家安妮·羅美，她想出版日記的嘗試卻都不成功。然後她把日記交給丈夫，他從而寫了壹篇關於日記的文章，叫“壹個小孩的聲音”，於1946年4月3日刊在報紙上。他寫道：“日記結結巴巴地道出了壹個小孩子的心聲，體現了法西斯主義的可怕，連紐倫堡審判都不及它。”他的文章引來了出版商的註意，在1947年，日記初版， 1950 年再版。美國的初版在1952年，書名稱為《安妮·法蘭克：壹個少女的日記》。在法國、德國、美國，日記的發行都大受歡迎；但英國卻是個例外，在1953 年便已停印。在日本，此書的發行極受註目及好評，初版賣出逾100，000本。而安妮·法蘭克在當時的日本，也成為戰時受害的年輕壹代的象征人物。後來艾拔·赫吉把它改編成為戲劇，於1955年10月5日在紐約首次公演，後來贏了普立茲獎。1959年，日記被拍成電影，《安妮·法蘭克的日記》 ，無論是評論還是票房都是非常正面。日子久了，日記的受歡迎程度也與日俱增，在很多學校，尤其是在美國，它被列入學校正規課程中，把安妮介紹給新壹代的讀者。 1986年，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發表了所謂的“評論性版”日記。它包括了所有已知版本的比較，已修訂和未經修訂的都包含在內。它也包括了對日記真實性的討論，和附加的，有關這個家庭和日記的歷史資料。 1999年，安妮·法蘭克基金的前主席和美國大屠殺紀念教育基金的主席瑞積（Cornelis Suijk），宣布他擁有被奧圖·法蘭克在出版前拿走的五頁日記；瑞積說奧圖·法蘭克在1980年臨終前把這幾頁都給了他。那幾頁，記下了安妮對父母關系 緊張的婚姻的批評，和她母親對她的漠不關心。 當瑞積打算賣出那五頁日記以替他的美國基金籌錢的時候，惹起過壹番不小的爭議。而手稿的正式主人，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要求瑞積交出手稿。 2000年，荷蘭教育、文化及科學部同意捐出300000美元給瑞積的基金，2001年，手稿回到他們的手上。自此之後，五頁手稿都被收入日記的新版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