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臨床上使用的抗生素種類繁多，根據其化學結構可分為十大類。
β-內酰胺類是最有效的抗感染藥物，是抗生素的主力軍。
這類藥物主要包括兩部分:
(1)青黴素類，為最早的β-內酰胺類，療效確切，價格低廉。常用的品種有青黴素鈉或鉀、氨芐西林鈉(氨芐西林鈉)、哌拉西林鈉(哌拉西林鈉)、阿莫西林(阿莫西林)等。
②頭孢菌素類比青黴素類療效高、毒性低、過敏反應小，廣泛用於各種感染性疾病。常用的品種有頭孢氨芐(先鋒四)、頭孢唑林鈉(先鋒五)、頭孢拉定(先鋒六)、頭孢曲松鈉(多菌靈)。
常用的氨基糖苷類藥物有鏈黴素、慶大黴素、卡那黴素、小諾黴素和星黴素。
四環素常用品種有四環？土黴素、多西環素(強力黴素)等。
常用的氯黴素品種有氯黴素、甲碸黴素等。
大環內酯類常用於紅黴素、羅紅黴素、琥乙紅黴素、麥迪黴素、乙酰螺旋黴素、吉他黴素等。
常用的林可黴素品種有林可黴素(克林黴素)和克林黴素(克林黴素)。
其他常用的主要抗菌抗生素有去甲萬古黴素、磷黴素、多粘菌素、卷曲黴素和利福平。
常用的抗真菌藥物有兩性黴素B、灰黃黴素、凱尼黴素、制黴菌素、曲古菌素等。
抗腫瘤抗生素的常用品種有絲裂黴素、阿黴素、表阿黴素、放線菌素D等。
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抗生素，如環孢菌素(環孢菌素，亞明)。
抗生素的合理使用
1928年，英國細菌學家弗萊明發明了青黴素，這是人類醫學科學發展史上的壹個重大裏程碑。
70年來，以青黴素為代表的抗生素挽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為人類健康做出了不朽的貢獻。直到今天，抗生素仍然是人們抵禦各種病菌的有力武器。
近年來，由於對抗生素的過度依賴和濫用，抗生素在治療疾病的同時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隱形殺手”，引起了社會的嚴重關註...
令人震驚的耐藥細菌
21世紀，人類將受到三大病原微生物的威脅:耐多藥結核病、艾滋病病毒、醫院感染耐藥菌株，其中耐藥菌株的發展速度令人震驚。
據全軍醫院感染委員會副主任、304醫院感染控制科主任張彥霞介紹，上世紀20年代，鏈球菌是醫院感染的主要病原體。20世紀90年代，產生了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腸球菌、耐青黴素肺炎鏈球菌、真菌等耐藥菌。喹諾酮類抗生素在中國只有20多年，但耐藥率已經達到60%到70%。
隨著大量耐藥菌的出現，難治性感染越來越多，機會性感染的機會越來越多，治療感染性疾病的成本也越來越高。比如對青黴素耐藥的肺炎鏈球菌，以前對青黴素、紅黴素、磺胺等藥物非常敏感，現在幾乎無懈可擊。銅綠假單胞菌對阿莫西林等8種抗生素的耐藥率為100%，肺炎克雷伯菌對獨身耐藥。福達信等16高級抗生素的耐藥性高達51.85%-100%，而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除萬古黴素外無治愈。
張彥霞主任表示，多重耐藥菌導致的感染對人類健康構成嚴重威脅，抗生素的濫用讓人類付出了沈重代價。20世紀50年代，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首先在歐美感染，迅速席卷全球，形成世界疫情，5000萬人感染，50多萬人死亡。
人類與致病菌的戰鬥從未停止。致病菌和消滅致病菌的抗生素是壹對永恒的矛盾。從細菌耐藥的歷史可以看出，壹種新的抗生素出現後，會出現壹批耐藥菌株。醫學工作者研發壹種新抗生素通常需要10年，而耐藥菌的產生只需要兩年，抗生素的研發速度遠遠趕不上耐藥菌的繁殖速度。目前臨床上很多重癥感染者死亡。
許多專家擔心“抗生素的濫用將意味著抗生素時代的終結”。人們不禁擔心，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壹種對所有抗生素都有抗藥性的細菌，這意味著人類將回到20世紀20年代之前沒有抗生素的時代，這將是人類的悲劇。
濫用抗生素該怪誰？
304醫院呼吸科主任溫忠光表示，雖然合理使用抗生素也會產生耐藥菌，但至少可以減緩耐藥菌的發展。在美國，買槍非常容易，但買壹種抗生素卻非常困難。抗生素是嚴格控制的處方藥，醫生亂開會受到處罰。患者必須有處方才能購買抗生素。在中國，人們可以隨便在藥店買到抗生素，濫用抗生素的現象非常普遍。
世界衛生組織(世衛組織)進行的國際多中心調查顯示，約30%的住院患者使用抗生素，抗生素費用占藥品總支出的15%-30%。2000年，我國某醫院對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情況進行了調查，80.2%的患者使用了抗生素，其中58%的患者使用了廣譜抗生素或聯合使用兩種以上抗生素，大大超過了。
文主任認為，我國抗生素濫用的原因很多:
第壹，是醫生的原因。雖然每個醫生都有開抗生素的權利，但並不是每個醫生都懂得合理使用抗生素。有些醫生對使用抗生素的適應癥把關不嚴，臨床上不重視病原學檢查，僅憑經驗使用抗生素。有些醫生不了解各種抗生素的藥代動力學特點，給藥劑量、給藥途徑和給藥間隔非常不規範。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壹些醫生違背職業道德。給患者開很多不必要的高檔抗生素，不僅增加了患者的負擔，還會對患者的健康造成新的傷害，加速耐藥菌的產生。
第二，病人的原因。文導演講過這樣壹個故事。有壹次，他去專家診所接待壹個患普通感冒的病人。給她檢查後，文主任開了20元的藥。病人很不高興，要求打抗生素，輸液。文主任說，大部分感冒都是病毒感染。對於免疫功能正常的人來說，根本不需要抗生素，因為抗生素可以殺死病菌，但不能殺死病毒。感冒是自限性的。自身產生的抗體可以中和病毒並恢復。而我國很多人缺乏醫學知識，對濫用抗生素的危害知之甚少。患者在門診經常打電話要抗生素，越貴越好，檔次越高越好，這也是濫用抗生素的原因之壹。
第三，社會原因。在國外，抗生素類藥物的廣告是不允許的。在我國，藥品生產企業為了追求利潤，在大眾媒體上大量發布和播放抗生素廣告，誇大其治療效果，極大地誤導了消費者，導致許多患者“追隨廣告”，助長了抗生素的濫用。今年年初，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國家工商總局聯合發布了《關於加強處方藥廣告審查管理的通知》。
第四，食物。壹些地方的養殖業濫用抗生素，在雞鴨等飼料中摻雜抗生素。壹些養魚戶為了減少魚病的發生，在池塘底部撒上壹層喹諾酮類抗生素。壹方面，畜禽體內殘留的抗生素會轉移到人體內，另壹方面，畜禽產生的耐藥菌也會傳播到人體內。國際上嚴禁人和動物使用同壹種抗生素。動物產生抗藥性後
合理使用抗生素應走出誤區
幾乎所有人都在壹定程度上接觸過抗生素，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如何正確使用抗生素。抗生素使用過程中存在很多誤區，包括相當壹部分醫生。
誤區之壹:抗生素可以預防感染。北京某商場壹名工人接受腰椎間盤突出手術。為了防止感染，醫生給他用了大劑量的抗生素，結果引起了腹瀉。醫生用抗生素止瀉，腹瀉越來越厲害，生命垂危。專家會診認為是濫用抗生素導致的“抗生素相關性結腸炎”。立即停用抗生素，采取生態平衡治療，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專家認為，抗生素只能用於治療敏感細菌引起的感染，並不能起到“防患於未然”的作用。用抗生素來預防感染，相當於給細菌打了預防針，誘導其產生耐藥性。抗生素使用不當會造成人體菌群失調，誘發其他疾病。所有醫務人員都要有很強的意識，使用抗生素的過程就是培養耐藥菌株的過程，每次使用抗生素都會產生10%。
誤區二:抗生素可以外用。許多外科醫生經常將抗生素制成液體來清洗傷口，有些人在術後將抗生素粉末撒入傷口，許多患者將利福平用作滴眼液...這是非常不正確的。抗生素教材明確規定，所有生物合成類抗生素、氧氟沙星類抗生素和用於治療嚴重感染的抗生素都不能外用。利福平是治療結核病的首選藥物。國外對利福平的使用控制非常嚴格。嚴禁外用，否則吊銷醫師資格。但是國內很多醫生用利福平給病人點眼藥水。由於利福平的廣泛使用，耐藥性明顯改善。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顯示，我國結核病耐藥率高達46%，結核病發病率居世界第二。三分之壹的人感染利福平，感染人數超過4億。雖然原因很多，但不能說和利福平有關。
誤區三:廣譜抗生素比窄譜抗生素好。所有的病人都想擺脫疾病，尤其是對抗生素的療效有很高的期望。專家認為，抗感染治療是壹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對於急性感染，抗生素通常需要3-5天。許多病人渴望獲得成功。用了壹天，感覺癥狀沒有明顯改善，誤以為無效。要求醫生使用其他抗生素或增加其他抗生素的使用。在臨床和診療中，我們經常會看到壹個普通感冒用幾種抗生素的現象，不僅增加了患者的負擔，也增加了細菌的耐藥性，造成雙重感染。抗生素的使用原則是，可以用窄譜抗生素代替廣譜，可以用低水平抗生素代替高級，壹個解決問題，不用兩個。只有在病原體不明，同時感染兩種以上細菌或細菌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的情況下，才能聯合使用。
誤區4:新抗生素比舊抗生素更好。很多人喜歡跟著廣告走，認為抗生素“越新越好”、“越貴越好”、“越先進越好”。經常看到有的患者到醫院後打電話要廣告上的藥，要的是貴的藥。其實每種抗生素都有自己的特點，優缺點也不壹樣。壹般都是因病需要個體化給藥。對軍團菌和支原體引起的肺炎有較好的療效，但非常昂貴的碳青黴烯類抗生素和第三代頭孢菌素對這些疾病沒有療效。總的來說，開發了壹種新的抗生素，這是先進的，但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新藥就壹定比舊的好。關鍵要看有沒有對癥。壹些老藥療效穩定，價格便宜，如果不經常使用，人可能會更敏感。患者在用藥上壹定不能受其影響。
誤區5:抗生素是消炎藥。大多數人把抗生素等同於消炎藥，誤以為抗生素可以治療所有炎癥。其實抗生素只適用於細菌引起的炎癥，對病毒引起的炎癥無效，比如病毒性感冒或哮喘患者的過敏性炎癥。如果還用抗生素來治療非病原性感染引起的無菌性炎癥，不僅沒用，反而有害。壹個小女孩感冒了，喉嚨發炎了。當地醫院用抗生素治療，但他的體溫不但沒有好轉，反而升到了40℃，神誌不清，全身長滿了疹子。他被緊急送往304醫院搶救。醫生診斷為濫用抗生素引起的藥物熱。他沒有用任何藥物，只是輸了壹些葡萄糖，病情很快就恢復了。某支氣管哮喘患者在醫院使用大劑量廣譜抗生素，導致肺部毛黴感染。送到304醫院後，醫生給他停用了廣譜抗生素。專家表示，人體內存在大量正常有益的菌群，這些菌群具有相互制約的作用，從而維持體內微生態平衡，防止某壹種細菌過度生長而致病。如果用抗生素治療無菌性炎癥，這些藥物進入體內後會濫殺無辜，卻抑制和殺死人體內的有益菌群，造成菌群失調。導致抵抗力下降等疾病。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淤血、紅腫、疼痛、過敏反應引起的接觸性皮炎、藥物性皮炎、病毒引起的局部軟組織炎癥等不適於抗生素治療。
跳出循環，改變思維對抗感染。
近年來，發達國家已將預防感染放在提高患者免疫力上，因為大多數醫院感染是內源性的，與患者免疫力密切相關。
六個細菌庫:上呼吸道、口腔、胃腸道、泌尿道、陰道、皮膚。如果它的生物社會失控，就會源源不斷地供應到感染區或菌群失調區。致病菌可以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即使壹個細菌庫中的細菌全部被殺死，也會立即被其他細菌所定植。醫院感染就是這樣。當病人住院時，敏感菌株在住院後被殺死。取而代之的是來自醫院醫護人員或其他患者的耐藥菌株。在中國，中醫講究“祛邪扶正”，二者不可偏廢。抗生素主要起到消除致病因素的作用，但抗生素只能通過機體自身的免疫力來發揮作用。所以要采取其他措施來增強身體抵抗力，雙管齊下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長期以來，我們陷入了“用抗生素培養耐藥菌株造成新的感染，再用抗生素”的惡性循環。如果能提高人體免疫力，降低人的感染率，就走出了這個惡性循環。上世紀90年代初，中華預防醫學會微生態學分會副主任委員熊德新教授提出了“用微生態療法預防疾病”的觀點。與抗生素的區別在於，抗生素是通過抑制和殺滅病原微生物來達到治病的目的，而微生態療法是通過支持生理微生物，調整和改善人體微生態的內環境，促進微生態平衡，提高機體的流行水平和抗定植能力來達到防病治病的效果。有人曾經預言，
20世紀是抗生素的輝煌時期，21世紀將是微生態療法的黃金時代。
抗生素與病原菌耐藥水平的定量關系
長期以來，人們對病原菌耐藥性的認識基本停留在特定病原菌對特定抗生素的耐藥機制和特定抗生素對病原菌的抑菌機制上。但相關研究表明，抗生素的使用與病原菌耐藥性之間存在宏觀的數量關系，即在壹定範圍內使用抗生素可導致病原菌整體耐藥水平和耐藥菌感染率的變化，這就是抗生素與病原菌之間的數量關系。
抗生素與病原菌定量關系的研究歷史較短，對其集中深入的研究也是近幾年才開始的。在發達國家，尤其是嚴格控制抗生素使用的北歐國家，這類研究開展得較多，但在發展中國家基本是空白。造成該領域研究起步晚、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有兩個。第壹，相關研究需要通過壹定範圍內的大樣本調查來收集。處理各種致病菌和抗生素使用的相關數據。在發達國家，病原體耐藥性和抗生素使用的監測機構健全，大量相關數據可以很容易地獲得和處理。此外，在流行病學、統計學、藥理學、微生物學和臨床醫學的配合下，可以深入、細致、及時地研究抗生素使用與病原菌耐藥性之間的定量關系。
然而，在發展中國家，相關的監督機構並不完善。以我國為例，目前各級醫療機構的病原菌耐藥性和抗生素使用數據由不同的職能部門和科室管理，信息交換困難，導致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
第二，不同抗生素的劑量單位和常用劑量差別很大，在大範圍的研究中無法比較和疊加。在早期的相關研究中，抗生素的使用率和抗生素的成本消耗只能作為指標，不能準確反映抗生素的實際使用情況。為解決這壹問題，人們以成人每日常用劑量為標準劑量，將不同抗生素的消耗量換算成統壹的標準單位，命名為每日約定劑量(定義)。
劑量，DDD)，它代表抗生素的消耗量乘以使用的DDDs數。每種抗生素的消耗量在轉換成DDD後可以進行比較和疊加。在1996中，世衛組織推薦用這種方法來研究和監測抗生素的使用。正是在這壹標準確立後，相關研究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很大進展。這壹領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1，對社區居民的大規模研究。
這類研究的對象多為壹個地區、壹個國家，甚至多個國家。研究成果對於指導相關國家和地區制定和修訂法律法規，控制抗生素的使用，檢驗相關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通過不同國家的對比研究，還可以探索自然條件、環境因素、社會因素、經濟發展水平對抗生素使用與病原菌耐藥水平之間定量關系的影響。
瑞典在1994成立了專門的組織，針對抗生素的使用和病原菌的耐藥性，啟動了全國性的系統工程STRAMA，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消除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幾年後，瑞典抗生素的消耗量下降了22%，病原菌的耐藥水平也明顯下降。
2.對醫療機構的小規模研究
這類研究主要針對不同醫院、不同病房、不同基礎疾病的抗生素使用與病原菌耐藥性之間的定量關系，發現並證實各種抗生素的用量與常見病原菌感染率和耐藥率之間存在密切關系。
這類研究通常集中在臨床常見的、對患者威脅最大的病原體，如金黃色葡萄球菌、銅綠假單胞菌、肺炎球菌、腸球菌，以及臨床非常關註的抗生素，如萬古黴素、大環內酯類抗生素、第三代頭孢菌素等。研究結果對於指導臨床抗感染治療，即控制病原菌耐藥性的增加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壹項研究使用多元回歸方法分析了壹家以色列醫院的六個內科病房的抗生素使用和病原體耐藥性數據。結果表明，阿米卡星和第三代頭孢菌素在這些病房的用量與臨床耐藥菌感染率密切相關。
目前只有少數研究通過改變臨床抗生素的使用來降低病原菌的耐藥水平和耐藥菌的感染率，可以說是該領域研究的前沿，也是該領域探索者的希望和最終目標。
Landman等人通過減少醫院內頭孢菌素、亞胺培南、克林黴素和萬古黴素的使用，增加含β-內酰胺酶抑制劑抗生素的使用，成功降低了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頭孢他啶肺炎克雷伯菌的感染率。
近期研究還發現，增加氨芐西林/舒巴坦的臨床使用，可顯著降低奇異變形桿菌和陰溝腸桿菌的耐藥水平；增加頭孢吡肟的劑量可以降低MRSA的感染率。
筆者對我院燒傷病區抗生素使用和病原菌耐藥性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含β-內酰胺酶抑制劑的抗生素使用量與金黃色葡萄球菌耐藥水平呈負相關。此外，我們還積累了我院八年來燒傷領域臨床抗生素使用和病原菌耐藥性的全部數據，建立了查詢方便的數據庫，為進壹步研究奠定了基礎。
總之，開展抗生素使用與病原菌結構和耐藥水平的定量關系研究，對於指導臨床抗感染治療、合理使用抗生素以及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控制抗生素使用具有重要意義，但該領域還有許多方面有待進壹步探索。目前，我國抗生素和病原體的信息交流存在諸多障礙，需要醫療機構管理者、相關專家和臨床醫生的共同努力。加強信息交流，通過深入研究抗生素使用與病原菌耐藥性的定量關系，為指導臨床抗感染治療、降低病原菌耐藥水平提供具有實際應用價值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