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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的《母親的庭院》簡介

我還清楚地記得媽媽年輕時的樣子。她的眼睛很大,是壹種很美的美。她長長的黑發像那個保守時代的每壹個女文藝兵壹樣低調地卷了起來,短是為了避免被人說閑話。在我的記憶裏,我媽喜歡用梳子慢慢的梳頭發,有時候還會給我梳頭。她壹邊梳頭,壹邊說,“兒子,將來做個法官,做個像拉茲那樣的法官,保護我的母親”...這是《流浪者》裏的臺詞,她壹般都是在這裏哭的。

後來我才知道,她的父親壹夜之間被打上了右派、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特嫌的烙印。直到死在陰冷潮濕的瓦房裏,死的時候腿腫得發亮,手指壹戳就是壹個坑。他和毛主席幾乎是同壹天去世的,“革命委員會”不準開追悼會,因為壹個反革命不能和壹個偉大領袖同時開追悼會。

我媽本來在團裏整《玉堂春》《貴妃醉酒》,後來只能演臺灣省來的女特務,演公社偷糧的地主。幸運的是,很多成分不好的女演員都被剃掉了,站在高高的板子上,坐在“噴氣機”裏(雙手背在身後站在凳子上,被人從後面踢翻凳子,往前扔)...和那個時代的大多數女性壹樣,我母親的生活壹直充滿了巨大的焦慮。在我的記憶裏,她和她爸爸壹直吵個不停,哭個不停,最後離婚了。

隨著革命形勢的高漲,像她這樣的黑五,不是留在文藝團體,就是被打倒,或者去藏區。後來,我有機會在壹個街道辦工廠。工作就是往電池裏註入硫酸和鹽酸,切割整根鋼條。從小聞著水粉長大的她,受不了鹽酸的嗆人味道。她能像流水壹樣舞動水袖,卻握不住粗大的鋼筋。她上班還戴著絲巾,下班還用肥皂洗手,小心翼翼地塗著友誼牌雪花膏。大姐姐們說,這是資產階級淑女的作風,需要改革。

我媽想了想,覺得自己真的應該改過自新。她開始穿上僧衣,混跡於壹群強而有力、大聲喧嘩的女工中間,為了配合大家,不時談笑風生。於是,壹個好青衣被無產階級姐妹改造了。

但是我媽媽還是很孤獨。她知道,無論她笑得多麽爽朗,她還是和其他姐妹不壹樣。她常說自己有三個夢想:壹是重返舞臺;二是兒子能出人頭地;還有就是我小時候住的那種四合院,成都市弘強巷39號。我母親的父親是清末留日公派學生。後來因為中日邦交惡化回國。抗戰時期,應關之邀,曾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並在黃埔軍校任平民教員。他的生活相當富裕,過得相當好。

我媽回憶:當時我們家有兩棵桂花樹,後花園有壹棵黃三葉。從夏天到秋天,香得讓人睡不著覺...我媽小時候很調皮,經常央求勤務兵帶她去後花園抓麻雀。首先,她鋪上米飯,用壹根木棍蓋在上面。麻雀來吃的時候,她果斷的拉了拉細繩子。她也喜歡穿紅色的舞鞋,像上海的老婆壹樣踮起腳尖跳舞...簡而言之,成都弘強巷39號是我母親美好生活的象征,是典型的具有成都風格的弄堂。春天來了,燕子在黃色的屋檐下飛來飛去,覓食築巢,哺育兒女。深秋燕子走的時候,銀杏樹會把葉子撒壹地。

我媽媽已經70多歲了,還伴有嚴重的老年性骨質增生,所以她重返舞臺的夢想已經不可能了。她的另壹個夢想,也就是兒子出人頭地,看起來也很渺茫。我常常想,如果這輩子不能這樣生活,我壹定要讓她實現她的第三個夢想:住進自己的四合院。

半個世紀以來,這個國家的命運影響著中國所有國家婦女的命運。命運壹方面試圖摧毀他們,另壹方面又讓他們堅韌如竹。壹場事故毀了她美麗的嗓音。那天,她為了給壹個趕時間的司機充電,忘記戴口罩,不小心吸入了大量揮發性鹽酸,頓時啞口無言。半個月後她才能開口說話,但不像以前那麽清脆了。那壹年,團裏只有我媽會唱兩首完整的《玉堂春》。她的老師華說:這姑娘能把壹口井水唱成小溪。我還記得那壹天,我媽好不容易恢復了聲音,抱著我哭了好久,過了好久才啞著嗓子對我說:兒子,我媽愛妳...

後來改革開放,舊秩序被無情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各種新貨出現在街頭,生活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壓力。為了讓兒子能像其他同學壹樣吃到有果醬的早餐面包,穿著白球鞋參加學校運動會,媽媽辭掉了月薪20多元的街邊工廠,辦起了私立幼兒園。這樣的新工作讓我家壹個月收入近500元,後來因為“全職看護”激增到2000元。我家很有錢。我媽賺到第壹筆2000塊錢的時候,帶我去睡面河邊的成都飯店吃了壹頓不錯的西餐。她還在隔壁的裁縫店做了壹件漂亮的旗袍,問我是不是太小了。

那段時間很難熬,我媽每天晚上都睡不好,怕某個孩子感冒發燒。所以很長壹段時間,我媽都是嚴重失眠。無數個夜晚,我看見她蜷縮在孩子附近的小床上,疲憊地睡著了。她曾經在舞臺上翻大小雲手裏漂亮的手指,因為洗孩子的衣服,關節腫大,皮膚粗糙。我發誓要讓我媽過上好日子,讓她住上好房子,讓她秋天聞桂花香,夏天聞桂花香,看屋檐下燕子飛,帶著孩子去後院捉麻雀...但我不是壹個很會賺錢的人,這樣的目標太奢侈了。我要盡我最大的努力去寫,盡我最大的努力讓我和我媽接近這樣壹個目標。

後來我領著我媽用壹小筆錢從四樓換到了壹樓。大樓前有壹小塊空地。她種了桂花樹、梨樹和玉蘭花...壹個冬天過去了,花兒依次開放,媽媽的眼睛也變年輕了。後來我借錢買了壹套離市區很遠但很便宜的復式,在樓頂種了很多花草。花開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太粗心了。我媽身體大不如前,高血壓和骨刺經常折磨她。每次爬樓梯都要花很長時間。但我媽說:沒事,我要多運動,住高處,空氣新鮮。但她臉上痛苦的表情告訴我,她只是在安慰兒子。

為這樣的事給我懲罰吧。有壹天,我媽在洗澡,默默地摔倒了。醫生說蛛網膜破裂導致腦出血只有30%的存活幾率。那天晚上我在省立醫院門前徘徊,決定給我媽買壹套反正不用爬樓梯的房子。奇跡般地,我的母親真的復活了。醒來後的第壹句話是,她夢見院子裏種了很多花。香味如此強烈,以至於人們可以漂浮起來...2000年跳槽到報社,24萬的轉讓費讓我付了壹套電梯公寓的首付。從此我媽不用糾結骨刺了,可以輕松的上樓下樓去菜市場買菜了。可惜我沒有足夠的錢給她買壹樓,有近200平米的花園。

那壹年,我致力於為自己打造壹個中產夢,對新房進行了所謂的“新殖民混搭風格”裝修。我能隱約感覺到媽媽很失落。她再也不能在家做豆腐腦,也不能在全封閉式落地窗的陽臺上種花種草。她不明白我為什麽會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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