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為社會所履行的職責，必然要求對培訓法律工作者的方式方法進行控制。如果法律制度的主要目的在於確保和維護社會機體的健康，從而使人民過上有價值和幸福向上的生活，那麽就必須把法律工作者視為‘社會醫生’，而他們的工作則應當有助益於法律終極目標的實現。”[26]
註釋：
[1] 對其教材性質以及這壹性質的學術意義的解釋可以參考李軍的文章《教科書式的法理學——評博登海默的綜合法理學》。
[2] 張文顯主編，《法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p13－14.
[3] 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p41.
[4] 例如葛兆光談到：“在歷史的傳統種，人類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觀念和主體意識，所謂‘形成’仿佛是不斷地皴染和塗抹，於是在意識的最底層形成了壹個深幽的、被遮蔽的背景，以它為支持的依托，構成了壹個知識與思想的體系，它仿佛樹根，支撐著樹幹、樹枝和樹葉，給它們提供存在的水分和營養。這個背景作為壹切知識與思想的依據，實際地控制著人們對壹切的判斷與解釋，賦予知識和思想的合理性。從這個背景形成起，它就反過來不斷地被知識與思想確認，當歷史壹次壹次地向它表示認同之後，它已經‘束之高閣’而很難被徹底說清楚了。大多數時間中，這個包含了理解的框架、解釋的結構、觀察的角度和價值的標準的背景，始終是知識與思想的絕對的終極依據。有了這個依據，知識與思想就建立在壹個似乎穩定的平臺上，就仿佛那個怪人或那只大象有了堅實的立足處，拖舉起整個宇宙，使這是與思想形成壹個完整的、可以互相詮釋的網絡。這個網絡給人們壹個印象，即壹切都在它的籠罩之內，沒有什麽可以逃逸出它的視野，沒有什麽它不能解釋的，於是，沒有 ”意料之外“的突然變化，沒有”出人意料“的驚人斷裂，壹切都在已有的知識與思想中綿延與擴張，在它所支持的象征或者符號系統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