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秀清1848年的“代天父傳言”，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確實起了扭轉危難局面的樞紐作用，是他對天國事業的重要貢獻之壹。這不僅為會眾所認同，而且也為洪、馮等領導人所首肯。但就在楊秀清出於真誠的動機演出“代天父傳言”的壹幕時，實際又為新的更大的革命危機的爆發埋下了引線。這是洪秀全和楊秀清本人始料不及的。楊秀清通過1848年的第壹次“代天父傳言”，牢牢地掌握了天國至高無上的神權；1851年永安封王建制，楊秀清又取得了節制而王以下諸王的統兵大權；1853年定都天京後，由於洪秀全“臨朝而不理政”，楊秀清又在“主”與“軍師”的政治體制下掌握了天國的耐朽楊秀清三權歸壹，已經成為總操萬權之職的實權人物。但是，從1853年定都天京開始，洪楊們隨著由先前的草莽英雄壹變為”小天堂”的主人，其固有的自私性、狹隘性等種種劣根性逐步暴露出來了，開始在追求特權和享樂的封建化道路上越滑越遠：思想上追求封建特權(森嚴的等級制度)；作風上追求家長式領導(獨斷專行)：生活上追求帝王式生活(妻妾成群，宮女千計)。如此全面迅速的蛻變終於帶來了嚴重惡果：過去的同甘***苦變成了同床異夢；情同手足變成了離心離德；榮辱與***，變成了互相猜忌和爭權奪利。楊秀清的獨攬大權，對洪秀全的地位構成了嚴重威脅。而楊秀清在天京事變前，不恰當地壹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了“代天父傳言”這壹最初的“發明”和獨家擁有的“神權”，讓洪秀全非常難堪：壹旦“天父下凡”，附身顯聖，就連天王洪秀全也要隨叫隨到，也要以子輩的身份屈膝匍伏在楊秀清的腳下，聆聽高高在上的“天父”的訓誡，甚至還要領受楊秀清人為的侮辱。不僅如此，為了早日實現“參拜天父永為我父，護衛東王早作人王”的目的，楊秀清同樣用“天父下凡”的神話為自己歌功頌德的行為，更讓洪秀全難以容忍。但事已至此，洪秀全欲用和平方式改變皇權旁落局面已非易事，或者說已根本不再可能。壹方面，太平天國運動與生俱來的封建神權的感召力，不會輕易在人們心目中自消自滅。另壹方面，楊秀清已將神權、政權和軍權集於壹身，他不但不會自行放棄使之扶搖直上的封建神權，更不情願將軍政大權復
歸於洪秀全。恰恰相反，隨著楊秀清個人思想的進壹步蛻變和權力欲的急劇膨脹，他更變本加厲地向著攬權篡位的方向發展。洪秀全要想改變這種嚴峻局面，結束這場皇位爭奪戰，辦法只有壹個，那就是誅殺楊秀清。
1856年上半年，在楊秀清主持下，太平軍先後取得了西征和天京破圍戰的重大勝利，太平天國軍事鬥爭進入了全盛時期。在這些輝煌的勝利面前，楊秀清把這壹切勝利歸功於自身，驕矜自傲，“不能自忌”。楊秀清錯誤地認為，壓服洪秀全自稱“萬歲”的時機已經到來，於是便毫不猶豫地再壹次祭起了“代天父傳言”這壹“法寶”，逼天王封其為“萬歲”。這對洪秀全來說不啻冷水擊身。已再沒有退路的洪秀全決定用殺戮回報楊秀清，他表現主動加封楊秀清為“萬歲”，實是借此壹面麻痹楊秀情，壹面激怒韋輝。1856年9至11月，終於在楊秀清最後壹次“代天父傳言”的形式下演出了“逼封萬歲”的鬧劇，並進而引發了壹場由誅楊開始到殺韋為止的變亂悲劇。洪、楊決裂過早地來到了，數以萬計的天國兒女不是死在與敵人戰鬥的沙場上，而是倒在了天國兄弟的刀鋒之下。太平天國由此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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