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變”二句，是引用梁代大文論家劉勰的話，出自劉勰《文心雕龍》的《時序篇》。大意為：文學的變化會受到社會情況的影響，其興衰與時代發展密切相關。
《文心雕龍》壹***50篇，《時序》壹篇是專門講文學和社會時代的關系的。在本篇中，劉勰詳細地追溯了文學作品的內容、風格與時俱變的情況：他指出，唐虞時代歌謠的質樸無華、心樂聲泰，是當時社會“政阜民暇”的寫照；戰國時期文章恣肆奇詭，是適應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縱橫雄辯之風。
漢代辭賦爭奇鬥艷，是當時社會上層“潤色鴻業”的政治要求的體現；漢末建安諸子，作品往往“誌深筆長，慷慨多氣”，是當時社會動蕩，“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反映；晉以來文學內容空泛乏味，“篇體清淡”，與當時社會清玄風氣的流行極有關系。
從文學史上的這些生動的例證出發，劉勰總結出文學發展的壹條重要規律，那就是，“歌謠文理，與世推移”；“質文沿時，崇替在選”，概而言之，就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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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學發展的時代性特征的認識，在我國整個文學思想史中是壹脈相承的。先秦的《禮記·樂記》在總結樂歌的歷史變化情況時就說過：“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意謂：樂歌之情調是時代的反映，治世之音樂安詳和樂，緣於時代清平、政治和順；亂世之音樂悲哀怨憤，是因為當時的政治乖戾無道，百姓困苦。這也就是說，文學藝術是社會現實、時代風貌的壹面鏡子。
魏晉時阮籍在《樂論》中論述了這壹觀點，並直接提出“禮以變俱，樂與時化”的論斷。其後的魏收提出“文之為用，其來日久，其流廣變，諸非壹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孔穎達提出“詩跡所用，隨運而移”；歐陽修講“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
這些都強調的是文學與時俱變的規律。後來，明代的李東陽曾從正反兩個方面講過這個道理：“天地間氣機所動，發乎音聲，隨時與地，無俟區別，而不相侵奪；然則人囿於氣化之中，而欲超乎時代土壤之外，不亦難乎？”
當時文人中有壹股泥古的風氣，公安派領袖袁宏道是壹位對抗復古逆流的英雄，而他也正是立足於“文隨時變”之理來反擊泥古之風的：“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目而逐時。”“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貌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人民網-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