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的產生，原因頗為復雜，概括而言，主要是三方面因素作用的結果。第壹，與作家的生活遭際和創作心態有密切關系。生活於明清鼎革之際的文人，有的可以飛黃騰達，有的則時命不偶，功名無望，心灰意冷，於是借小說寄托感慨，求得精神安慰。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就表明了他的這種創作意識。他說自己“奈何青雲未附，彩筆並白頭低垂”，故不得已而寫小說。“凡紙上之可喜可驚，皆胸中之欲歌欲哭”。煙水散人在《女才子書》“崔淑引”中以無限感慨：“世之熙熙攘攘，勞形畢露於功名富貴之間者，何壹非夢？”這種由社會環境造成的作家的落魄無聊、迷惘困惑，是他們創作才子佳人小說的主要心理因素。第二，明末文化思潮對作家的影響。才子佳人小說作家多為下層文人，他們受明末湯顯祖“真情”觀、馮夢龍“情教”說影響，對“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思想有幾分反感，其婚姻愛情觀中有某些尊重個性、要求自由的進步成分。如《飛花詠》作者提出了“男女從來存大欲，況於才美復多情”的情欲觀，《定情人》也肯定了“人生大欲，男女壹般”，這種思想和審美情感，迎合了廣大市民的感情需求，這是才子佳人小說崛起的思想原因。第三，章回小說經過明代的發展，清初時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文學體裁， 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此外，《金瓶梅》作為文人的獨立創作，以現實生活中的市井人情為題材，對才子佳人小說具有強大的啟示作用。；魯迅將兩者統稱為“人情小說”，稱才子佳人小說是“學步”《金瓶梅》而產生的“異流”，揭示了兩者的傳承關系。
具體來說，從當時的文學創作風氣和此前的流行文本中可以概括壹下原因：
首先，才子佳人小說是作為淫風熾盛的晚明小說的反撥而出現的。素政堂主人在《玉嬌梨敘》中說：
世於男女悅慕，動稱風流。……蓋郎挾異才，女矜殊色，甚至郎兼女色，女擅郎才，故其逅遇作合，為人欣羨，始成佳話耳。……小說家艷風流之名，凡涉男女悅慕，即實其人其事以當之，遂令無賴市兒泛情，閭婦得與鄭、衛並傳。……每欲痛發其義，維挽淫風，……以壹洗淫汙之氣，使世知風流有真，非壹妄男女所得浪稱也，何其快哉！
從文學發展的內部規律看，正是晚明小說的寫實之風走火入魔陷入淫濫，才反向激起了才子佳人小說對“佳話”式浪漫傳奇愛情的抒寫。已然膩於晚明情欲寫實小說的人們對於這樣壹種清新的愛情故事自然產生新鮮感，故而這派小說得以迅速流行。
其次，才子佳人小說創作形式的新穎和變幻，也是其流行的重要原因。作為“佳話”，必然是“大團圓”結局，這限定了才子佳人小說作家只能在故事的曲折方面做文章。其“千部***壹套”之毀即緣於此。但既然人人都知道這種小說的“千部壹套”——也就是說人們都知道它必然是才子與佳人的圓滿結局的情形之下，為什麽還會喜愛它從而使之風行壹時呢？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普洛普的“母題”論認為，“母題”是有限的，但是，同壹母題可以衍生出無窮無盡的敘事形式，因此，不是故事“寫什麽”，而是故事“怎麽寫”——敘事形式的變幻，構成了小說的吸引力和審美最主要的因素。清初的江南，對文學形式的探討風氣頗盛，金聖嘆、毛氏父子、張竹坡等著名小說評點大家，都非常關註小說的敘事形式問題。才子佳人小說承襲清初重形式的文風而來，總是制造壹系列的曲折、巧合來增強故事的傳奇性，設置壹連串的誤會、小人作亂、機緣倒錯來讓讀者的心弦跟著小說主人翁的命運壹起沈浮，從而增強讀者審美感受的時長和深度，實現其審美效果。而且，在既定的“大團圓”結局模式之下，才子佳人小說發展出了“排障敘事模式”、“對稱性敘事模式”、“故事套故事敘事模式”等眾多的敘事模式，大大地豐富了中國小說的形式創作手法。當然，在既定的“大團圓”模式之下，其敘事形式再怎麽變幻，也無法走出“螺絲殼裏做道場”的尷尬，再加上後來這派小說由於數量眾多所導致的形式過度重復，遂有“千部壹套”之譏。但我們需要註意的是，不能因其後來之失，就連其開創之功也壹起否定。
最後，新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才子佳人小說盛行的很關鍵的原因。任何壹種小說，其核心都離不開人物典型的塑造。才子佳人小說之成功恰在於塑造了壹群新型且頗典型的女性形象。如《玉嬌梨》中的白紅玉、盧夢梨，《平山冷燕》中的山黛、冷絳雪，《金雲翹傳》中的王翠翹等，她們都有著超乎男人的智慧和才能。與晚明寫實小說中女性處於“性奴隸”的地位相比，她們都是純潔愛情的主動追求者。與歷代小說中女性的命運總是受制於男性相比，她們不僅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者，而且還能支配男性。正是因為清初才子佳人小說成功地塑造了壹系列能力和才華都遠遠超出了男性的女性形象，這才使得它能夠廣為流播。當然，不容否認的是，由於這派小說不能對新型人物進行生動細膩的塑造，“千人壹面”，從而逐漸失卻了吸引力，並最終導致這派小說成為反面藝術典型。這是令人遺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