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擬訂民律草案大綱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初四日，《南方日報》刊載了壹篇題為《急宜編訂民法》的文章。這篇文章壹經刊出，隨即被著名的《東方雜誌》所轉載 ，在當時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就在《急宜編訂民法》刊出之後，清政府民政部上奏朝廷，提出民法與刑法均關乎國家治道，二者不可偏廢，並奏請：“飭下修律大臣，斟酌中土人情政俗，參照各國政法，厘定民律，會同臣部奏準頒行。”根據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頒行的新官制，官制改革前的戶部分為民政、度支兩部，其中民政部繼承了原來戶部管理民政管理的職權。因此，民政部參與編訂民律的請求尚屬合理。於是，清政府迅即批復民政部：“如所議行” 。
在修律大臣與民政部***同編訂民律草案過程中，首先擬定了《編纂民法之理由》（草稿） 。在《編纂民法之理由》（草稿）中，既說明了起草民律的壹般立法理由；還特別著重闡述了民律草案應采取的篇章體例，實際上，編列出了民律草案的大綱。現將該件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凡私法上之法律關系須用法律明示，使人民知之與使人民由之也，不然則易生無益之爭議而害及國家之秩序矣。夫規定私法上法律關系之法令古來中國亦存在，然多散見於各處，於實際上既為不便，又多系不成文法，終無法確知；加之，從國家統壹之政策上計，亦已編成壹法典為最良之方法。此所由斟酌中國古來之習慣與近世之學理而編纂本草案也。”
“本草案雖規定私（法）上之關系，然關於商事者，則讓諸商法，不規定於本草案中。原來民商二大法典之並存，多數之立法例雖亦如此，其學理上果正當與否，現尚為未決之問題。惟在中國，民商二法典使之並存於（世），實際上頗為便利也。又本草案雖規定私法上之關系，然於公法上之關系並非全不規定。公法上之法律關系以規定於本草案為宜者，則收入本草案中。蓋法典雖須尊重學理，然於實際上之便宜亦不得輕視也。此外，私法上之法律關系亦非網羅於本草案中，因立法上及實際上之便宜，委諸特別法、條約及習慣等不少。”
“編纂民法法典之次序，其立法例不壹。法國民法首冠以法例，其第壹編人事，第二編財產及所有權之變更，第三編所有權取得之法。意大利民法略與法國同。日本民法第壹編總則，第二編物權，第三編債權，第四編親族，第五編承繼。德國民法第壹編總則，第二編債權，第三編物權，第四編親族，第五編承繼。瑞士民法首冠以法例，第壹編人事法，第二編親族法，第三編承繼法，第四編物權法（雖無債權法將來置諸第五編可想而知）。本草案斟酌中國之習慣與諸國之民法，第壹編總則，第二編親屬，第三編繼承，第四編債權，第五編物權。總則為各編***同之法則，固列於首編。關於親屬及繼承是人事中之重大事件，其須重視之者，是中國古來之習慣，故以之為第二編、第三編，於民情亦相協。又債權法系為種種法律關系之準則，其應用之範圍頗廣，固以為第四編，以物權為第五編。”
《編纂民法之理由》（草稿）有關民律草案篇章體例的論述中，有兩點最為值得註意。第壹點，該理由書建議民律草案采取法國、德國、日本通行的“民商分立”的體例；此種選擇主要不是基於學理，而是根據中國立法之實際需要：“（民商分立）其學理上果正當與否，現尚為未決之問題。惟在中國，民商二法典使之並存於（世），實際上頗為便利也”。第二點，在比較法國、意大利、日本、瑞士民法典的基礎上，論證了本國民律草案應采取的篇章結構，並擬定了民律草案的大綱。該理由書采納了當時世界上最新的民法篇章結構——第壹編總則，第二編親屬，第三編繼承，第四編債權，第五編物權，很大程度上受瑞士民法的影響，同時具有與德國民法混編的特征 。
（二）民律草案“條文稿”的完成
《編纂民法之理由》雖系草稿，並且與最後定稿的《大清民律草案》（宣統三年九月完成）的篇章順序不壹致；但《編纂民法之理由》確是光緒三十三年十壹月至宣統元年十二月間，修訂法律館編訂民律草案的依據。
在宣統元年，修訂法律大臣先後兩次將修訂法律館已辦事宜繕具清單恭呈禦覽，在“已辦事宜”中涉及到編訂民律的有：宣統元年二月已“擬訂民律親屬法總則及第二章，擬訂民律承繼法總則”， 宣統二年十二月已“擬定親屬法草案第三章至第七章，擬定繼承法草案第二章至第六章”。 這說明，修訂法律館最初先起草完成的法律條文是民律草案親屬、繼承兩編；而總則、債權、物權遲至宣統二年編訂完成 。
宣統二年十二月，也就是清政府所定的最後期限 ，修訂法律館編纂完成了民律草案的“條文稿”（只有條文1596條，沒有逐條的詳細立法理由）。在修訂法律館擬定的《奏為民律草案告成謹繕具條文進呈禦覽折》（草稿） 中，修訂法律大臣對民律草案的編纂進程、立法依據均作了說明。該奏折（草稿）稱：
“茲民律草案業已告竣，內分五編三十七章，都壹千五百九十六條，謹將修訂之程序與本律之大旨，敬為我皇上縷析陳之。……我國關於民事之法令，向乏專書，然權利義務之間，民俗已有其習慣，且其中有優尚各國者，臣館叠經派員分赴各省詳細調查陸續報告前來，業由臣等斟酌采用。惟是我國幅員遼廣，各地習慣未能纖悉皆符。傳曰：百裏不同風，千裏不同俗，戢若畫壹勢所不能。本律為統壹全國之典章，其必畫壹者，當以本律為標準，故悉著諸條文；其前（強）難畫壹者，不與本律相背馳，自可任依習慣。總則第壹條所謂凡民事本律未規定者，依習慣，即此意義也。……且近今瀛海交通，我國人民居留外國者既眾，飲食訟獄叠起環生，按國際私法有應據其人本國法者，若我國民律未定，何是以資引用。此又法權所系，臣等所為兢兢註意者也。惟查各國編纂民律，往往窮數十年之力，始克成編，本律匆促成書，未敢遞謂完善，然求適合於各國大同之法理與我國大端之習慣，業已具費籌酌。本律正條之下，尚有註釋詳細說明，以篇幅太長未及同時繕呈。謹先繕具條文恭呈禦覽，伏乞飭下憲政編查館考核”。
目前，筆者在清末檔案中尚未發現宣統二年的民律草案“條文稿”，以上奏折（草稿）是了解宣統二年民律草案“條文稿”的唯壹資料。該奏折（草稿）為我們提供了有關編訂民律草案“條文稿”的三方面的內容：其壹，民律草案“內分五編三十七章，都壹千五百九十六條”，這說明該“條文稿”基本上已是民律草案的定稿，宣統三年九月完成的民律草案“說明稿”（包括《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編和“民律草案親屬草案、繼承草案”兩部分）只是在此基礎上增加了註釋，條文數量未增減壹條；其二，修訂法律館雖然如期編訂完成了民律草案條文，但是由於時間極為緊迫，以至於只進呈了“條文”，條文之下的“詳細說明”未能及時繕呈 。
依據現有的資料，目前還有壹點是無法說明的，那就是宣統二年民律草案（“條文稿”）的篇章順序（應是第壹編總則，第二編債權，第三編物權，第四編親屬，第五編繼承） 與光緒三十三年民律草案大綱所列的篇章順序（見《編纂民法之理由》草稿：第壹編總則，第二編親屬，第三編繼承，第四編債權，第五編物權）不壹致。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改變，尚無法解釋。
（三）民律草案“說明稿”的編訂
關於民律草案說明稿的完成，在《修訂法律大臣俞廉三等奏編輯民律前三編草案告成繕冊呈覽折》 中已有比較確實詳盡的說明，本文不復贅言。惟須指明的是：《大清民律草案》最終並未完成。
宣統三年（1912年）九月，修訂法律館奏呈《修訂法律大臣俞廉三等奏編輯民律前三編草案告成繕冊呈覽折》，此時將“民律草案”正式定名為“大清民律草案”。然而，修訂法律館只編訂完成了前三編的“說明稿”，後兩編的“說明稿”則需要會商禮學館才能最後定稿。又根據修訂法律館1911年鉛印本《大清民律草案》，該“說明稿”***分四冊，只有總則、債權、物權三編，並且在第三編《物權》之末有“大清民律草案終”的字樣。這說明，清政府仿照日本頒行民法的辦法 ，擬先公布前三編（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兩編待修訂法律館與禮學館會商後再另行公布；也就是說，在宣統三年九月定稿的只有《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編，後兩編當時並未定稿。
宣統三年九月，修訂法律館將《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編奏呈禦覽，同時將“民律親屬編草案、繼承編草案”的“說明稿”交付禮學館***同商訂。但是，數日之後辛亥革命爆發。至宣統三年十壹月，由袁世凱組織新內閣。而袁世凱改組成立的新內閣中已經沒有禮學館這個機構 ，所謂“（《大清民律草案》）後二編由法律館會同禮學館訂立”，只是在宣統三年的九月到十月間的事情，在僅僅壹個月的時間裏，禮學館已經難以有所作為。因此可以說，“（《大清民律草案》）後二編由法律館會同禮學館訂立”，在清末很可能沒有形成實質性的結果。
從民國初年出版的《大清民律草案》（或《民律草案》）的壹些版本來看，在清朝最後風雨飄搖的歲月裏，沒有最後將“說明稿”的前三編與後兩編合為壹體；民律草案的後兩編稱作“民律親屬編草案、繼承編草案”，沒有和“說明稿”的前三編統稱為“大清民律草案”。中華民國元年新華書局曾印行（中國圖書公司代發行）《中華民國暫行民律草案》 ，***分八冊，在首冊扉頁上仍印有“（清）法律館原本”；正文之前以“法律館民律前三編編纂大意”作為序言；而在第八冊之末，印有“民國暫行民律草案終”（即對“大清民律草案終”的改寫）。再有，中華法政學社校1912年刊行的《民律草案》，雖然將總則、債權、物權前三編，與親屬、繼承編合刊；但是，前三編條文編號是連續的（從第壹條至第壹千三百十六條），而後兩編則分別是從第壹條重新編排。中華法政學社1913年刊行，並多次再版的《新編中華六法全書》 ，其中第六至十壹冊為《民律草案》，其前三編連為壹體，而後兩編則分別編列條文序號。時至民國十五年，民國北京政府修訂法律館編輯的《法律草案匯編》，其中收錄之《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編條文為連續序號，後兩編仍分別編排。
由此可見，到了民國初期，開始出現了《大清民律草案》的兩種版本，壹種版本是清末完成的“修訂法律館原本”，這個版本的《大清民律草案》只是前三編的“說明稿”，並未與後兩編合為壹體，修訂法律館宣統三年鉛印的《大清民律草案》即是；而民律草案的後兩編有單獨的名稱——“民律親屬編草案、繼承編草案”，尚未審議定稿，也沒有納入到《大清民律草案》的名下。
另壹種版本的《大清民律草案》是在清末民事立法活動終止以後，由民間出版機構或法律編訂機關完成的 ，將修訂法律館的《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編的“說明稿”）與尚未完成的“民律親屬編草案、繼承編草案”（後兩編“說明稿”）合編，形成了壹個完整的五編民法典草案。如《中華民國暫行民律草案》（新華書局民國元年印行）、民國北京政府修訂法律館民國十五年（1926年）刊行的《法律草案匯編?大清民律草案》等皆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大清民律草案》，壹般就是指五編合刊的說明稿草案，但並不是清末意義上的前三編的說明稿。
總之，無論何種版本的《大清民律草案》，它均是壹部沒有經過正式立法審議，沒有經過前後統編而最後完成的草案。正因為如此，民國初期曾兩次提起將《大清民律草案》頒布施行，但又兩次被否決 。
兩次，民律草案的初稿於宣統二年（1910年）十二月終於草成。在反復詳為核閱，逐條添附按說，說明立法理由，歷時八個月完成後，於宣統三年（1911年），也就是清朝最後壹年的九月初五日，才編成了此五編壹千五百六十九條的民律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