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中]迈克尔·奥克肖特著[中]卢克·奥沙利文编王加丰、周旭东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
最近，悼念唐德刚去世的文章中，大量提到了他的中国历史“走出三峡”的说法。虽然唐氏无意言明，他心目中的中国历史最终走向的“太平洋”为何处，但明眼人都知道，也不必说破。其实这也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近代以来的主流史学家，大都相信历史是进化的，是有一定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现代化。只是这个现代化的联想系有所不同，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现代西方社会为参照系；另一派是“以俄为师”，以苏式社会主义为参照系。 尽管“证据拿来”的相似主义要求已然成了史学研究的绝对命令，但什么证据、怎么解释证据、向何处找证据，最终却是要以历史天命为依归的。 证明中国必然走向现代化，中国能现代化，成立中国现代史学涉及的各种争论（中西文化争论、社会史论战、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等），研究领域的开拓（社会发展史） 、史、经济史选择，等等），研究方向的（陷入萌芽、移植精神等），无不与挥之不去的现代化情结有关。人们纷纷提及标榜要追寻历史的“真相”；另一个方面在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目的论概念。
半个世纪前，英国的欧克肖特在给K. B. Smellie 的著作《我们为什么读史》写的书评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败坏的时代，历史写作也无法避免这种普遍的败坏。”这种败坏是由于“当代历史学把注意力放在焦点上”。都集中在利用历史上，集中在历史上能用来证明教条上；我们只关心未来，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歪曲历史”。 H.卡尔）的巨著《苏俄史》为例，来具体说明他心目中的这种“知识败坏”。他说，卡尔虽不是***产党人，却是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人的角度来写历史。卡尔的偏见提出以成败论历史，历史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基于这种偏见，“革命前的俄国是决不允许详细进入这个革命的故事的”。1917年似乎是“通过一个来自瑞士的创世者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世界”，1905年“只是被激活了救主前的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欧克肖特从两个方面批评了卡尔的这首
首先，卡尔事件后诸葛亮的方式来写历史，只让胜利者登上舞台，使事业失败湮没无闻，把人散派而忽视活生生的人。欧克肖特写道：“支持成功者的偏见比任何纯粹的党派偏见都要破坏”；“作为成功者的历史总是删节的历史。”此外，他还批评卡尔采取了俄罗斯革命的参加除了卡尔外，欧克肖特也反对柯林伍德重演历史的学说，指出：“史学家是他的事件（按：即他笔下的历史事件）的制造者；这些事件对他具有的意义，他说这些事件的方式也不同于他们。“写史的艺术是”理解人与事件的艺术，这种理解比这些人与活着的事和发生时人们对他们的理解更深刻”。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以自己对现在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来撰写历史。
其实，像卡尔那样公开宣称“根据现在来分析过去”，以度古，以某种相当于的理想来理解历史并撰写历史，在英国史学界也其来有自，非自卡尔始。当数写了多卷本《詹姆士二世就位以来的英国史》的辉格党人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ThomasMacaulay）。
他写的一部英国历史是一个遵循辉格党人的政治理想发展进步的历史，即奋斗自由民主的英国人从签署的《伟大宪章》开始，数百个国王的权力，最后通过内战和光荣革命战胜了以国王为代表的专制势力，建立了先进的自由。他把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解释为有利于个人自由，是对天主教会的僧侣专制的一大打击。麦考莱写的英国史中，所有的英雄都是站在维护发展国家权力、征服国王和教会“独裁权力”方面的人。这部历史告诉人们，只有从专制主义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英国人才能享受法律下的种种自由，才能通过贸易获得财富，给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这样，他们的孩子才能享受并维护好顺利赢得的自由。麦考莱这位英国辉格党史学家开创了一个解释了历史的传统，这就是将历史解释为一个从北极和无知到和平、繁荣与科学的进步过程。拜现代性思维之赐，这个传统影响了未来，虽然读过麦考莱书的人不会太多。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战的炮火和血腥，以及大英帝国的逐渐没落，使得人们对辉格党人解释历史的模式及其进步史观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欧克肖特的剑桥老友、英国著名史学家布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于1931年出版了一篇篇幅不大的书，却产生了影响不小著作《辉格党对历史的解释》，对辉格史观作了激烈的批判。在布特菲尔德看来，辉格党人解释的历史是一部“自由民主”的英雄那里的各种保守专制的势力和个人确实让历史的进步进步，但这个历史是有问题的，它是用当前的观点来解释的，或者说重构历史，并不是真正发生的历史。布特菲尔德在1949年又发表了《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一书（按：此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有中译本，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试图以非辉格党式的方式来写近代科学史，即不再把科学史视为一个成功的故事、一部科学研究的凯旋史。恰恰相反，他把科学上失败的事业、死结和不成功的尝试都看作是对于真正理解科学史非常重要的东西。欧克肖特对此非常赞赏，说布特菲尔德避免了倒读历史的陷阱，即避免了以今度古，历史应该坚持笔直书，而不是偏僻胜利
在欧克肖特看来，真正的史学家应该根据事件自己的历史来认识他们，而不是根据他们与史家自己当前关心的问题的相关性来认识他们并解释了它们。以今度古，倒读历史，必然造成对真正历史的歪曲。他在评论布特菲尔德的著作中，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对辉格党的历史方法论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写道：“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信奉一种单线的事件过程的观点，认为自己属于这样一个主题：梳理过去的各种行为和事件那唯一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内部似乎具有各种当前（那些他认为是重要的事物）的种子。他的英雄是那些属于这个谱系的人，他们的生活似乎预告了当前，以及那些由于具有‘现代性’而被挑选出来的人；其余的的则被看成是这个没有贡献的人，或者只是作为这个过程的人而被认为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位置。这样，因为只追寻过去中那些看似像是当前的东西，他们很很容易认为‘历史就在我们这一边’。过去的研究似乎不仅为他们决定谁在正确的这一边的机会，而且还提供了表达支持和不支持的机会。”
辉格党式解释历史的方式其实我们并不陌生，现代撰写的中国历史，很少不是辉格党式的。
对于史学家来说，遗存的人造物和言说是已经得到理解的对象，史学家确定它们的真正特征。确认过去的遗存物和遗迹的特征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下一步是从这些得到证实的遗存物中推断出一个由许多人可以理解为实际发生的事件组成的过去。这个过去不是真实的过去，而是历史的过去。史学家不能创造的事实，但可以创造的过去历史。欧克肖特以蒙森为例，他没有创造罗马***和国家，但他是罗马***和国家的创造者之一。“过去的过去本身就是一个从未在场的…… …的。它不能发现，也不能被过去埋葬，不能回忆，也不能收集，而只能推断。”它是历史研究的结果。
欧克肖特不会反对一般人历史对的实践（实用）的态度，因为实践中的人必然会有效；但他反对史学家对历史的态度。他认为，史学家的问题是：“我如何能够认识和唤起一个决定不是我自己的过去或者它也许是我自己的过去，但它的意义决不等于它是我自己的过去？”欧克肖特关心的过去只是史学家研究和写出的过去，这个过去一定有别于实践的过去。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历史知识的独立性，而不使其成为一种对待过去的实用态度。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就是对历史持这样一种实用的态度海德格尔与欧克肖特一样，首先指出“历史”进程的模糊性，即它既可指历史事实，又可以指历史学。欧克肖特在后一种含义，即“史学” ”的价值用这个词，而海德格尔却是以前的一个价值用这个词。海德格尔由此尼采根据历史对生活的实用意义来看待历史的观点，并认为史学家写史不可能没有他那个生活世界的全部预设。而欧克肖特却说：“只有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在用括弧括起来时，才能进行历史地（史学地）思考。”他用同一部《大宪章》在律师和史学家那里意义是不一样的，来证明历史（史学）的意义和知识的独立性。他坚持海德格尔的理论立场，认为历史（研究）是一种理论活动。在古希腊，一个理论或“理论家”是“一个旁观者，他追随和理解……一个理论……一个必要（或）一个‘发生’”。这是他在《论人类行为》中对“理论”的进程的词源学解释，为的是要说明，史学家是一个袖手旁观的观察者，而不是实践的参与者，他不能以实践的目的为导向来写历史。也因此，他坚持认为，史学家是没有资格进行道德评判的，史学不是进行道德判断的地方。
欧克肖特的这种历史哲学，不要说向来有“以史为鉴”传统的中国人，即使在西洋人中，也很少有人接受。 有些人同样对辉格党式历史学不满，如列奥·施特劳斯在《论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中就批评柯林伍德科学的历史就是来自史学家现在的观点转向过去的观点，认为他犯了倒读历史的错误。但施特劳斯认为，写史内在就有价值判断。伯林与欧克肖特一样反对历史决定论，无论是目的论决定论还是因果决定论，但反对的理由不一样。欧克肖特是因为历史过去和过去的区别，而伯林实践则是因为历史决定论取消了史学家的道德判断。他认为历史解释只有它们符合我们的实践经验和我们日常的道德责任概念时，才具有说服力。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纠正了一篇题为《历史的客观性》的演讲（布特菲尔德是这篇文章）演讲点名批评的对象）中说：“纯粹描述、完全窥探的历史本质上是一个抽象理论的虚构，一个对前几代人的假话和自负的一种幻化夸大的反应。”在他看来，历史学家必然，也应该有道德判断力。没有道德判断力，历史就不能成其为历史。
欧克肖特区分过去对实践的理解与历史的理解并没有错，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有这样的区分的；他反对以现在-未来的实用目的来扭曲历史也没有错，但他没有看到史学家和任何试图理解过去的人不可能明显分裂他的存在，理解的不仅是思维活动，更是存在活动。史学家也不可能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生活中是没有旁观者的，历史理解不等于无必然必然偏向的理解。例如，有人就指出，布特菲尔德对辉格党式历史解释的批评，也源于他自己的偏见。 ，布氏不能接受辉格党那种乐观主义的历史观使有罪的人类，而不是上帝，成为他们的命运决定者。史学家应该承认自己的有限性，才能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自称掌握有了“历史发展规律”或“历史前进方向”或“人间正道”的辉格党式历史解释，亦即上帝之眼式的历史解释，才能使历史不至于成为实践或认知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