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他對母親的思念、對母親的愧疚打動了我們。他說，在我獲獎後，有很多人與我壹起分享著榮譽，但是母親沒有分享。母親是他人生的導師，這種導師的表現不是誇誇其談，不是長篇大論，只是平常入情入理的壹個關心、壹次愛惜。有壹年過節，壹家子在壹起吃餃子，每人只有壹碗，大家對好不容易獲得的餃子倍感珍貴。突然來了壹個乞丐，莫言給了他幾個紅薯，沒想到乞丐不領情還振振有詞地說：“憑什麽妳們吃餃子，給我吃紅薯啊？”莫言火了，回答道：“我們也不是經常吃餃子的，妳要就拿，不要就滾！”這時，母親壹聲不吭，把自己碗裏的餃子全部給了乞丐……我們都說，母親是孩子第壹個教師，這時正確的；實際上，我們還要說，母親是不僅孩子也是成人以後的人生之關鍵時刻的教師！這種關鍵，就在於她內心的真切總是在妳忽視、漠視甚至無視之後及時趕到；這種關鍵，就在於她內心的善良總是在妳乏力、疲憊甚至反感之際處處出現！我們都有母親，我們的母親也是這樣的；莫言對母親的思念、對母親的內疚甚至負罪感可能也是我們對自己母親的思念、內疚甚至負罪感――這是真切的感受，更是內心無法彌補的缺憾，痛苦就在於這種感受、這種缺憾！
二是他表態，“要在人的立場上繼續寫作，要反映實踐、超越實踐。”這壹表態也是值得我們首肯的。雖然這有點套話之嫌，但是在莫言嘴裏說出這個話，還是有它特別的意義的。因為，莫言的作品與他人作品的區別之壹就是他對“要在人的立場繼續寫作”的理解有著自己獨特的感受和感悟，有著自己獨特的追趕和追求。這種感受和感悟，可以是《紅高粱》中瀟瀟灑灑走壹回的豪邁和執著；這種追趕和追求，也可以是《蛙》中那壹份真摯卻可能是愚昧最後又回歸平常的反映、反對和反思……在這個感受和感悟中，我們看見了莫言的立場、人的立場；在這個追趕和追求中，我們領悟了實踐是壹回事、小說中的實踐可能又是壹回事，最後我們知道：不管哪壹個實踐是否真實，是否值得珍惜，這不主要、不重要――最主要、最重要的是：我們內心的實踐、內心的思想有沒有得到反映、有沒有得到超越！
三是他認為，他還要繼續“講故事”，因為“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言下之意，他還要繼續為這個真理和正義而奮鬥。對此，我以為，莫言的這個理解和看法，有正確的壹面，也有值得商榷的壹面。
正確的是，作為壹個作家要有使命感、責任心，作家寫作不可能是“純粹的自我宣泄”、不可能是“高高掛起的孤獨感”，作家要寫他那個民族、他那個時代的故事，通過故事我們看見了中國的寶黛愛情、看見了法國的聖母院美醜、看見了美國的布魯克林三棵樹、看見了哥倫比亞的百年孤獨……莫言的小說和小說人物雖然有點灰色、有點魔幻、甚至有點詭異，但它還是揭示了我們這個苦難民族的特定時代、特定生活。
但是，作家和哲學家、思想家不壹樣，後者靠揭示真理、發現真理為生，而作家不是主要靠為真理和正義努力的角色――這個角色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是思想家、再次是教育家等等角色來承擔的，作家就是靠發現善和揭示美來達到陶冶情操、增進美感的。作家沒有義務和責任來直接判斷孰是孰非（雖然作品的人物有愛憎分明的立場和價值），作家只能通過人物性格的刻劃和人物思想的分析，去表現人性深處那壹點單靠政治管理、思想邏輯和教育知識等難以企及的情懷、情愫、情感。如果作家壹味“追求正義感”、“追索真理感”，作家就會陷入說教甚至不倫不類的辯護士或反叛者的境地，小說的藝術性、欣賞性沒有了，思想性再多再大也是沒用的。雨果的《九三年》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沒有壹味高舉正義和真理的大旗，但是通過人物較量和角逐，卻又非常好的達到了這個目的，這就是藝術的“沒功利的功利”、“超功利的功利”！反觀近年來我們的些作品，不論成功還是失敗也都是在這個問題上或有心得、收獲或有迷茫、混沌，所以糊糊國民還可以，壹拿到國際舞臺，人家就搞不清妳在講故事還是玩概念？結果投資幾個億的錢拍出的電影還不如人家投資幾百萬的電影那樣引起轟動。
莫言和莫言為代表的中國藝術家大都是有智慧的人，我想我們的這些擔憂可能是多余的，如果多余那就最好；但如果還能管用，也是壹種提醒和忠告！這就是我對莫言獲獎感言的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