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自述》全文約二千七百字。在困難的條件下，他壹***寫了三稿，初稿較為簡略，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三個稿子的精神完全壹致。現在就以第三稿即最後壹稿為主，來看看他是怎樣寫的。我們從“自述”中看到：在敵人的酷刑摧殘下，李大釗無所畏懼，堅持革命的原則，掌握鬥爭的策略，身陷囹圄，仍然壹心為了民族解放，為了“再造”和“振興中國”，義正詞嚴，字字血淚，嚴守我們黨的機密，繼續闡述當時公開宣傳的革命主張，掩護壹同被捕的同誌，這樣的“自述”，哪裏能找到壹絲壹毫損害革命利益的字句？
首先，李大釗在“自述”中回顧了自己壯烈的、革命的壹生，表達了自己的堅定信仰和偉大抱負，宣傳了反對帝國主義、改造中國的革命主張。這方面的內容，在“自述”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反復說明了自己深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而要“再造中國”，就必須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壓迫這個“中國今日擾亂之本原”，廢除“束制吾民族生機之不平等條約”；就必須“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並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眾，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同團結於壹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下”，來“達到建立—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達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
第二，《獄中自述》的其余部分，談了孫中山“親自主盟”介紹他“入國民黨”的情況，還談了國民黨在北京和廣州、武漢的壹些情況。“四人幫”和那個顧問想從這裏抓住李大釗的“把柄”，這完全是枉費心機。
李大釗當時不是壹個人被捕，而是有六十多位革命同誌與他壹同被捕；同時，革命領導機關被破獲，許多文件落到敵人手中。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壹個革命領導人所要考慮的，就不能只是與敵人壹拚了事，而是要盡可能地保護其他被捕的同誌，保護革命組織，保護革命群眾。《獄中自述》的這部分內容，正是起著這個作用。
具體地來看看他對當時的情況究竟寫了些什麽，就十分清楚了。這些情況可分為三類。
壹類是為了迷惑敵人、保護革命勢力而寫的假情況。如說國民黨“在北方並無重要工作”，說“北京為學術中心，非工業中心”，故“無工會之組織”，說傳言黨人在北京有如何之舉動，“皆屬杯弓市虎之謠”等等。
壹類是為了駁斥敵人對革命和對當時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的誣蔑而作的說明。當時，敵人把李大釗等壹案誣為“蘇聯陰謀案”，把***產黨誣蔑為“赤俄的工具”，並借此大搞所謂“討赤驅赤”。李大釗堅決聲明：他們的住所是由國民黨人徐謙等掌管的“庚子賠款委員會”，而不是蘇聯大使館；壹切事項“並未與任何俄人商議”，壹切用款則全由國民黨自廣州、武漢匯寄。顯而易見，說明這些情況的目的，決不是為了“討好”敵人，而只是為了保護革命。
還有壹類，是李大釗經過慎重的選擇，也談了壹些眾所周知的國民黨的情況。如談到了國民黨壹些頭面人物－－蔣介石、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於右任、陳友仁、徐謙、顧孟余的名字，談了國民黨第壹、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武漢國民黨中央的壹些情況。這些情況全部是早已見諸報章的。李大釗這樣寫，正是為了掩護和他壹起被捕的革命同誌。
孫中山曾經與張作霖締結過軍事聯盟，***同反對吳佩孚，並在壹個長時間內，由汪精衛掌管這些聯系。而當時，奉系軍閥也正在采取拉國民黨、打***產黨的反革命策略，宣布被捕的國民黨員“將來均可依法釋放”。國民黨當時在北方處於半分開的地位。這些情況，李大釗是非常清楚的。他絕口不談***產黨，卻談國民黨，正是為了利用當時奉系軍閥的這個政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盡可能多地保存革命力量。這不但無可非議，而且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正確地運用了革命的策略，來反對反革命的策略！
第三，三個稿子都沒有壹個字提到***產黨，根本沒有承認自己是***產黨員，更談不到有任何泄露黨的機密之事。這壹點，就連當時的敵人也不得不對報界承認：“李無確供”。
《獄中自述》最後以氣壯山河的氣概說：“釗自束發受書，即矢誌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他並向奉系當局提出，對壹同被捕的“愛國青年”，應“不事株連”，完全表達了這位偉大的***產主義戰士、黨的卓越領導人的崇高革命氣節和無產階級的寬廣胸懷！
對於李大釗這篇光輝的遺文，“四人幫”及其顧問竟妄加攻擊和誣蔑，他們用以騙人的，是蓄意制造和推行的壹條極左路線。按照這種極左的邏輯，似乎在敵人面前，就只能連聲呼喊最最“革命”的口號，而象李大釗那樣，采取正確的鬥爭策略和靈活的鬥爭方式方法，即便確實保衛了黨和革命的利益，保護了革命的力量，也要被指斥為“叛徒”和“投降”。更不用說他們那些毫無根據的捏造了。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搞得“叛徒”俯拾皆是，而冤獄遍於國中。慘痛的教訓我們永遠不能忘記。評價壹個同誌在敵人的法庭上、監獄裏、刑場上的行為，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和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的原則，因為這些同誌是在非常困難和復雜、非常危險的條件下進行鬥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