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天，我和母親悄悄離開上海，轉道香港、沈陽，到達北京，並在那裏定居。這時新中國剛成立，廖承誌舅舅有讓我們去蘇聯留學的動機，於是我和夏衍、廖夢醒的子女分頭找教師抓緊補習功課，為出國做準備。這樣，回到上海我與小馬重又聯絡上了。按當時的習慣，也到了該考慮婚嫁的時候。好在我們兩家隔鄰而居多年，相互都是知根知底的，因此母親和小馬的父母都贊成我們今後的婚姻。母親還表示她挺喜歡小馬，要把她當作自己女兒看待。就這樣，我們就趁機明確關系——訂了婚。婚禮我們正在補習功課之際，廖承誌又傳來新的意見：讓我們在國內讀書。這樣，我們得馬上返回北京去考大學。由於已經訂婚，又征得雙方大人的同意，索性讓小馬也壹起到北京去讀書。這樣，我們雙雙到了北京，小馬繼續讀她的高中，我考進了輔仁大學，讀的是社會學。那時母親已是國務院副秘書長，住在機關宿舍裏。這是當年滿清貴族住的地方，有壹進進富麗堂皇的四合院，母親和另三位副秘書長同住壹個四合院，各人分得其中壹大間。母親壹個人在那裏的生活極其簡單，除了早點自己解決，午、晚兩餐都在食堂打飯。請了位女傭料理家務，但她也是“上班制”，過8小時才能來幹活。我倆到了北京，也參與進這種簡單的生活方法，只是將大房間做了些調整，當中掛個布簾，算是兩間，母親與小馬住“壹間”，我住另“壹間”。令我至今難忘的是剛到北京時，母親招待我們的那頓早餐。清早起來，她到夥房打壹壺開水，將幾個雞蛋洗凈，扔進水壺，開始“煮”；同時在爐子上烤饅頭片。待饅頭片烤香，又從壺中撈出雞蛋來，每人分壹、兩個，就著饅頭片吃。試想，壹壺開水能有多少熱量？因此這泡出來的雞蛋，蛋黃倒像熟了，而蛋白仍跟鼻涕壹般，透明地直往下淌。至於滋味更說不得了，反正怪怪的，分不清是香是腥。好在半年後，我們買了大石作的房子，這樣的日子才告結束。有了自己的房子，母親看看我倆年紀也老大不小了，就張羅著要為我們完婚，為此小馬父母也雙雙從上海趕來。結婚的準備完全“革命化”：買了壹只衣櫃放置衣物，又從上海運來舊鐵架子的棕繃床，再有建人叔叔和顧均正夫婦合送的壹只茶幾和壹只吊燈，這就是新房裏的陳設。也不舉行什麽儀式，到民政部門領張結婚證書，用自己的相機拍了幾張黑白照片，然後兩親家壹道在家裏吃了壹頓較豐盛的飯。這結婚的過程就算完成了。這之前，嶽母要為我們的婚事增添些喜氣，特意在大柵欄絨線鋪買了幾朵紅絨花，讓我們這對新郎新娘佩戴起來。可我那時也已經滿腦子新思想，將這玩意視之為“四舊”（按“文革”時的說法），趁她老人家不防，甩手扔進了爐竈，轉眼就化作了煙塵，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啥也沒說。嶽父對北京的風味小吃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自個兒出去，總到大柵欄的門框胡同吃“餡餅周”的羊肉鍋餅和雜豆粥，他誇這家店的餅皮薄而餡多。有時還順便帶回同是那個胡同的“醬羊肉”給大家***嘗。我們有時也陪著他壹道出去，吃“都壹處”的三鮮燒麥，喝信遠齋的酸梅湯。不久我和小馬的學習生活發生了變化。壹是她高中畢業，考進了北大俄羅斯文學系。再是全國大學院系調整，我就讀的輔仁大學取消，學生被分流出去。按我本人意願想去清華，讀我自小就迷戀的無線電專業。但我是調幹生，組織上卻要我去北大的物理系，理由是無線電與物理是相通的。之後才知道，這個系正另籌建壹個系屬於絕密單位，對外只叫代號“五四六信箱”（後來公開了，稱“技術物理系”）。原來那時我們國家已在為研制“兩彈”培養人才，為此北大、清華都設了這種系科，不過我去時，“技物系”的大樓剛剛落成，還是個空殼殼。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朱光亞和虞福春兩位教授帶領我們壹邊學習，壹邊幹了起來。除了朱、虞兩位教授，還有張至善和吳季蘭（他們都是我的入黨介紹人）。隨後又陸續調進來壹些人，都是這方面的尖子，其中就有後來當了北大校長的陳佳洱（當時他還只是個助教）。現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夫人慶成瑞，那時剛從蘇聯留學回來，也調入我們這個系。因為壹切都是白手起家，因此我那時的具體工作，是在張至善同誌領導之下制作實驗室的儀器和各種設備。因為外國絕對禁止向我們出口這類器材，我們只有自力更生壹條路。為了完成任務，有時我得拿了二機部的介紹信到處跑，尋覓稀缺的材料。好在無論到哪裏，也不管多高的保密級別，都能夠敞開倉庫大門，任憑我隨意挑選，要啥給啥，決無二話。當時還曾聽到壹個傳聞，說是錢三強教授有意調我去他主持的物理研究所。協商結果，本單位不予放行。要不然，我今後將是另壹條生活道路了。北大之所以不肯讓我走，大概與我當時的表現有關。我在前面說過，奇怪得很，到了北方之後，那壹直折磨我的哮喘竟然無形中消失了。又正值青春年華，心裏滿懷革命理想，幹勁十足，受到領導和同事的好評，並被吸收入黨，那是1956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