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為文為人是厚道的。
但是，他的厚道，並非鄉願，並非無原則捧場。
當為了公義，他認為必須批評時，他的筆鋒又是很銳利的。
如他曾撰寫過三篇被人們稱之為“三罵”的社評，曾經膾炙人口，風行國中。
壹罵吳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報》社評《跌霸》，文中說：“吳氐之為人，壹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並力無之，但有氣耳。”酣暢淋漓，壹語中的。
二罵汪精衛，是1927年11月4日的《嗚呼領袖之罪惡》，指斥汪精衛“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三罵蔣介石， 1927年12月2日發表的《蔣介石之人生觀》社評，針對蔣介石因剛與宋美齡結婚而“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壹切皆無意味”，並“確信自今日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以犀利尖銳的筆觸指出“蔣氏人生觀之謬誤”，“夫何謂革命？犧牲壹已以救社會之謂也。
命且不惜，何論婦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而極”。
社評責問，以蔣氏的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來論，南京 *** 軍隊有數十萬， *** 黨員也有數十萬，蔣氏能否壹壹與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命工作？”
張季鸞罵吳、罵汪、罵蔣之時，確實保持著不偏不倚的超然態度和立場。
他是無欲則剛， 獨立不羈。
惟因如此，蔣介石亦敬重他的這壹氣度，在張季鸞後半生壹直與之保持良好的私人關系。
但是，正因為其與蔣介石私交甚篤，在西安事變當中，張季鸞先生寫了壹封 *** ，以今日眼光看來，不無偏袒。
事實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態，以致《大公報》同時受到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兩大對立主角的青睞。
蔣介石在他的辦公桌、起居室、衛生間各放置壹份；而 *** 說，他在延安經常讀的報紙就是《大公報》。
張季鸞壹生的文章議論，鑄成了他那個時代的活歷史。
而當年的《大公報》，則構建了中國百年言論史上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