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提供了衡量銀行體系穩定性的統壹基準。1988資本協議發布後，“監管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之比”已被國際銀行業普遍認可為資本充足率監管的主要指標，8%的最低資本要求仍被遵守，並有相當壹部分國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更高的資本要求。國際組織在評估各國銀行體系的穩定性時，資本充足率的水平也是最重要的指標；評級機構和公眾對銀行體系穩定性的分析，也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資本充足率的判斷。正是在1988資本協議的推動下，資本監管發展成為審慎銀行監管的核心。
2.增強了全球銀行系統的安全性。為確保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在1992年末達到8%。發達國家的銀行通過增加資本工具的發行，減少信貸規模，調整信貸結構，扭轉了資本充足率長期下降的趨勢。到1992年末，G-10國家大部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達到8%。十國集團商業銀行平均資本充足率從1988年末的9.3%提高到11.2%。上世紀90年代，北歐國家、墨西哥、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但沒有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也與主要經濟體銀行體系抗風險能力增強有關。
3.它促進了風險監管理念的形成和發展。1988的資本協議體現了監管思路的重大轉變。首先是監管視角從銀行外部轉向銀行內部。此前，銀行監管強調對銀行的外部約束，而很少關註銀行自身的風險。1988資本協議在國際上首次要求銀行持有與其資產風險相適應的資本，增加了對銀行風險的關註。二是突出動態監管理念。商業銀行的風險是不斷變化的，這就要求商業銀行持續滿足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並能動態約束商業銀行防止風險的盲目擴張和積累。三是促進對表外風險的關註。表外業務是壹把“雙刃劍”，可以使銀行在壹定程度上擺脫資產負債表的束縛，短期內實現快速增長，但對銀行的破壞性也極大。1988協議加強了商業銀行對表外業務風險的認識，提高了表外業務風險管理水平。
(三)1988資本協議的缺陷
1，涵蓋了少量風險，並不能完全反映銀行面臨的風險。1988資本協議只考慮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沒有考慮商業銀行面臨的其他風險，如銀行賬戶利率風險、操作風險和流動性風險。隨著風險計量方法的改進，商業銀行管理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的有效性大大增強。然而，隨著利率管制的放松、銀行自動化程度的提高和銀行業務範圍的擴大，操作風險、銀行賬戶利率風險、業務外包風險和交叉風險呈上升趨勢，直接威脅到銀行的生存，應在監管體系中引起高度關註。
2、缺乏風險敏感性，不能有效區分資產的風險。1988資本協議簡化的風險權重不能反映信用風險的壹些決定性因素。比如，對所有公司貸款，無論公司所處行業、市場地位、規模、資金實力如何，都統壹給出100%的風險權重，安排相同數量的監管資本顯然不能反映資產的真實風險程度；各種資產的風險加權資產簡單相加，不考慮資產分散效應；對各類銀行實施相同的資本要求，並不能反映監管體系中銀行風險管理水平的差異。缺乏風險敏感的資本監管制度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有負激勵，發放更多的高風險貸款以提高商業銀行的賬面資產回報率，導致資產的實際風險增加，與加強資本監管的初衷背道而馳。
3.導致監管資本套利，削弱資本監管的有效性。所謂監管資本套利，是指商業銀行在不降低或很少降低整體風險水平的情況下，降低監管資本要求的做法。金融創新讓銀行更容易通過“化妝”提高報告資本充足率，但風險並沒有降低。監管資本已經不能代表銀行吸收風險的實際能力。監管資本套利的方法包括:壹是所謂的“摘櫻桃”法，通過資產證券化的方式將優質金融資產從表內剔除。二是重構金融契約，將資產負債表內的信用風險轉化為資本要求較低的表外頭寸。第三，對於壹些特定的金融工具(如信用衍生產品)，將頭寸從bankingbook轉移到tradingbook，采用內模法降低資本要求。
4.采用OECD俱樂部法不能完全反映國家的風險轉移。1988的資本協議對國家的轉移風險采取了極其簡化的處理方式，對OECD成員國的債權賦予0%的風險權重，對非OECD成員國的債權賦予100%的歧視性風險權重。壹方面，各國之間存在巨大的風險權重差距(高達100%)，導致信用分析評估中的信用標準被扭曲為國家標準；另壹方面，容易誤導銀行，使其放松對OECD國家貸款信用風險的警惕，將來自非OECD國家的優質資產拒之門外，從而降低銀行的潛在收益，擴大經營風險。
5.只規定了資本充足率的計算標準，沒有規定具體的實施辦法。弗蘭克爾(1998)認為，1988協議的隱含前提是成員國建立了激勵相容的制度安排，許多不具備具體實施條件的新興市場國家廣泛采用了該協議，導致各國間資本充足率計算結果不可比；國別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和正式執行機制的缺失使得1988協議的效力下降。例如，該協議沒有就如何處理高風險機構向各國提供具體指導。隨著實施範圍的擴大，壹些流氓銀行系統進入國際市場，損害了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