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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農場歷史

在蔣豐的中篇小說《翻案》中,有這樣壹個情節:主角從上海出差到鹽城大豐。事情辦完後,我想坐長途汽車回上海。在長途車站,他問調度亭裏的壹位老人,去上海的車什麽時候開。但老人說“這裏是上海”,並用上海身份證證明。大豐距離上海數百公裏。怎麽會是上海呢?其實老人也沒說錯什麽。大豐雖然地處蘇北,但其上海、川東、海豐三個農場都歸上海管轄,也就是所謂的“飛地”。三個農場共307平方公裏,約占大豐面積的十分之壹,也是上海最大的“飛地”,俗稱“北上廣”。這片“飛地”已經“飛”了70多年,見證了江蘇和上海壹段不平凡的戀情。

新中國成立之初,上海的地理面積只有600多平方公裏,人口卻達到500多萬,發展空間極其有限。當時上海的監獄、看守所非常擁擠,民政部門也收留了上千名無業遊民。1950年2月6日,已敗給臺灣省的國民黨當局轟炸上海,造成該市工廠停產,新增災民約5萬人。為確保市場穩定,上海市政府決定緊急疏散無業遊民和服刑人員。但是上海確實缺少壹個可以永久安置他們的地方,需要找到壹個廣闊的疏散場所。

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想到了他曾率新四軍戰鬥過的鹽城。他知道鹽城有些地區壹邊是海,壹邊是地廣人稀的灘塗和鹽堿地。需要疏散的人可以安置在那裏,發展生產,解決上海的“米袋子”和“菜籃子”問題。大豐成為了最終的選擇。1915年,民族實業家張謇在大豐創辦鹽墾公司。經過多年開墾,壹小部分土地可以種植棉花,有壹定的生產基礎。同時還有約20萬畝荒地可供開墾。

因此,陳毅報請中央批準後,將有關地區劃歸上海管轄。上海也在短時間內組織了200多人的幹部隊伍,奔赴黃海之濱的這片土地。3月1950,12,大豐墾區籌備人員首先來到興化,成立了臨時領導機構。同月,上海向蘇北輸送了7597名無業遊民和服刑人員。因為墾區剛剛開始建設,房屋等基礎設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所以這些人暫時被安置在興化。5月,上述人員進入大豐墾區。6月,上海墾區勞動生產局(以下簡稱“墾區管理局”)成立,三大農場中的上海農場也於同年成立。這標誌著“北上廣”正式誕生。

“北上海”誕生的前20年,並不為上海人和大豐本地人所知,主要是因為其主要人員是無業遊民和服刑人員。在社會管理中,這類人往往是需要控制的對象。所以“北上廣”本來就是作為壹個收容改造場所而存在的,嚴格封閉,很少與外界社會接觸。到1956年初,上海農場的俘虜人數已達1.1萬人左右。1957至12成立勞動教養工作隊,接受勞動教養任務。

以上情況壹直維持到1968。這壹年,知青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在接下來的三年裏,所有的城市畢業生都將去農村。於是,很多上海的青年知識分子把目光投向了大豐的上海農場。農場是國營單位,有正式工資收入,上海農場是離上海最近的外國國營農場。而且由於上海的管轄,這裏很多人還是可以保留上海戶口的。因此,上海農場成了很多知青下鄉的理想之地。

1968年,第壹批上海知青來到上海農場。到1969,上海農場接收了約7000名上海知青。但此時的上海農場仍是刑滿釋放人員的就業地,並不適合長期安置知青。到1973,大約有8.4萬知青來到了大豐。因此,這壹年成立了海豐農場,專門安置知青。知青的到來打破了農場與外界的隔絕,使大豐與上海有了密切的聯系。大豐本地人和上海知青也有很多接觸,都說大豐話、鹽城話、上海話。上海這塊“飛地”不再那麽神秘,而是向世人露出了本來面目。大豐本地人從這裏直接感受到“大上海”的城市脈搏。逐漸變成了真正的“北上廣”。

與此同時,這塊“飛地”的功能也開始發生變化。上海農場逐步停止接收服刑人員,並於1981年徹底改造為勞教機構。1983 65438+10月1日,上海農場東分場成立為川東農場。65438年至0995年,上海農場、川東農場劃歸上海市勞教局管轄,被稱為上海第壹、第二勞教所。2009年,分別成立具有法人資格的上海農場和川東農場,劃歸上海光明食品集團管理。2014年,上海、川東、海豐農場合並成立新的上海農場,隸屬光明食品(集團)有限公司,同時,這片上海最大的“飛地”也在生產、生活、風俗、觀念等方面影響和滲透了大豐。上海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不知不覺進入了大豐人的世界,大豐也在很多上海人的心目中留下了印象。大豐和上海越來越密不可分,這也為江蘇和上海的相互合作提供了動力。

9月20日,1977,海風農場在第四支(下支)由壹個小團隊演出,樂隊合影。(來源:上海農場知青網)

時至今日,大豐與上海的緣分仍在延續,成為江蘇與上海合作的紐帶。這種合作首先體現在上海人的餐桌上。如前所述,開辟大豐墾區的主要任務之壹是解決上海的“米袋子”和“菜籃子”問題,壹直是這裏的基本職責。據統計,上海市場約15%的鮮奶、12%的優質大米、8%的生豬和3%的淡水產品來自大豐。許多上海人熟悉的品牌,如海豐大米、愛森豬肉、三田小貓香油,都誕生在這裏。許多上海人來大豐觀光。僅2018壹年,大豐就接待上海遊客約226萬人次。隨著大豐這塊“飛地”的長期發展,當年前來紮根的許多上海人紛紛與當地人結婚定居,使得大約70%的大豐人都有親戚或朋友在上海,這更增加了大豐與上海人民的親近感。

這種親近加深了兩地的友誼,也賦予了兩地新的使命。隨著2008年蘇通長江公路大橋的通車,上海到大豐的高速公路也連通了,過去至少需要1天1夜的路程縮短了幾個小時。交通便利,更多知青從上海回到大豐“探親”,追尋青春記憶。2008年6月+10月,由光明集團作為主要投資方的上海知青紀念館在大豐開館,進壹步推動了知青探親潮。這些知青中,不乏事業有成的企業家。他們在重溫昔日輝煌的同時,也給大豐帶來了投資,成為促進大豐與上海對接、深化蘇滬合作的積極因素。

除了情感因素,還有現實的驅動力。2019的數據顯示,上海和江蘇的人均GDP已經分別達到15和12萬元,而大豐的人均GDP還不到10萬元。大豐面臨著不斷加快發展,趕超全省平均水平,主動融入長三角的迫切需要。還出臺了壹系列優惠政策。壹方面,江蘇實施“沿海發展戰略”,大豐也被定位為鹽城沿海新城。另壹方面,上海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目標,要求傳統產業進行壹定程度的轉移。這使得大豐與上海的關系不再局限於“農場”、“知青”等關鍵詞,“產業轉移”、“共同發展”成為新的時代主題。承載兩地友誼的“飛地”,也在謀求實現華麗轉身,成為大豐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點。

蘇滬更深層次的合作已經啟動。2014江蘇省與上海市決定共同發展滬蘇產業聯動集聚區,在鞏固“飛地”農業基礎地位的同時,進壹步深化大豐與上海的產業合作。位於上海農場,聚集區於20115年6月正式成立。其主要發展包括海洋工程裝備、港口運輸、工程機械設備、電子元器件制造、智能機器人、有機食品、休閑食品、功能飲料、新能源汽車等產業。集聚區是上海新建的壹個園區,屬於現有“飛地”模式的升級,實行“省市全面授權,園區封閉運行”的管理模式。經過幾年的發展,集聚區已經形成了“上海溢出,大豐承接;上海需要,大豐支持;上海的成就和大豐的轉型,促進了大豐當地相關產業的發展。如2018年,大豐本地新能源及裝備制造、新能源汽車及零部件、新壹代電子信息及智能終端等新興產業實現開票銷售額654.38+07.42億元,同比增長654.38+04.4%。

在集聚區的帶動下,大豐和鹽城進壹步對接,融入上海。截至2017年底,已有450多家上海企業在鹽城投資,總金額約170億元。大豐連續幾年參加上海國際旅遊節花車巡遊,上海臨港、上海紡控、上海電氣、上海建工、綠地集團等壹批龍頭企業齊聚鹽城,推動雙方產業合作不斷深化。鹽城與上海共建園區12個,約占上海外來園區的三分之壹。

隨著投資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特別是2020年2月童眼高鐵開通,大豐正式接入全國高速鐵路網,到滬時間縮短至2小時左右。昔日偏僻的“北上廣”,正在成為壹個正在崛起的新的工業高地,為未來蘇滬經濟發展與合作註入不竭動力。

-結束-

作者簡介:顧雅欣,出生於1985,江蘇揚州人,歷史學博士,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師。主要從事中國檔案史、中共黨史、中國近代史、學生思潮與特點等方面的研究,在各類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

審查和發布:張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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