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9年的保增長到2012的穩增長，中國經濟已經到了壹個微妙的階段。2012年經濟放緩，實體經濟疲軟。為了刺激經濟，調整結構，除了貨幣政策，財稅政策也是不可或缺的行政手段。美國歷次經濟危機的緩解都伴隨著華盛頓當局數千億美元的減稅。民主黨的裏根總統和肯尼迪總統的減稅政策幫助美國走出了當時的經濟危機。民主黨的克林頓總統和肯尼迪總統都是為減稅做出巨大努力的總統。另壹位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大蕭條期間提高了稅率，從而延長了大蕭條的持續時間。可見，走出經濟危機和大蕭條，與總統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無關。減稅是壹個更關鍵的因素。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減稅措施。雖然外資稅收優惠政策使海外資本長期享受超國民待遇，但其對中國經濟整體的上行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各級經濟開發區、經濟城、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的稅收優惠和出口退稅，以及產業和區域的減免稅政策，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2012上海營業稅改革是結構性減稅的重拳之壹。8萬多家試點行業中年服務收入500萬元以下的企業成為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繳納3%的增值稅，而不是5%的營業稅，稅率下降了40%。年服務收入500萬元以上的試點企業成為壹般納稅人後，成本中承擔的增值稅可以抵扣，減少了重復納稅，促進了行業發展。雖然由於行業特點，部分交通運輸企業稅率有所提高，但隨著試點行業的擴大和可抵扣成本範圍的擴大，企業稅率將進壹步降低。上海的營改增試點還沒半年，已經有五省五市申請在2012開始營改增試點。地方政府為試點行業的企業減稅，似乎比爭取試點房產稅後增加稅收要迫切得多。同時，財政部發文提高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將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政策延長至2015年底並擴大範圍，對向小微企業貸款的金融機構給予壹定的稅收優惠，等等。這壹系列具體的稅收減免措施的出臺，對於左邊經濟下行，右邊通貨膨脹，前面成本壓力大，後面內需疲軟，資金普遍緊張的企業來說，無疑是黑暗中的壹個亮點。同時提高了個人所得稅免征額，大幅降低了大量中低收入者的稅負，給了很多普通人喘息的機會。結構性減稅不是盲目減稅，不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方向的行業不會享受這樣的稅收優惠政策。比如2011年初在上海、重慶試點的房產稅，2012年傾向於采用“上海模式”擴大試點範圍，這無疑代表了政府調控房地產的決心。雖然這部分房產稅的收入很少，但對於建立我國房地產稅制，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在壹定程度上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是壹個積極的舉措。1984征收的資源稅，最初是按銷售數量或自用數量乘以適用稅率繳納的。當時的目的是資源稅收入按量征收不受資源價格影響，可以穩定稅收收入，同時有利於促進資源開采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在資源日益匱乏、物價快速上漲的今天，從量征收資源稅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來自新疆的改革試點，將原油、天然氣資源稅由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並將資源銷售價格納入征稅考慮範圍。下壹步將擴大改革範圍，將其他資源性產品納入征稅範圍。消費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環境保護稅不壹樣。前兩個稅種已經開征，但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這兩個現有稅種的征稅範圍、稅基和稅率需要適當調整。保護自然資源、清潔環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已經成為中國公眾在單純發展經濟之後追求的新目標。因此，未來無論是從保護環境的角度，還是從完善我國稅制的角度，還是從彌補政府在結構性減稅中為企業和個人減輕稅負導致的財政收入下降的角度，環境保護稅都將成為我國稅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壹些新產業、新經濟業態成為未來我國新的經濟增長點，應適當降低這些產業和業態的稅負。對高汙染、高能耗、重復建設集中的行業，以及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的行業，要加大稅收負擔。筆者認為，這符合結構性減稅的初衷。無論是美國的歷史還是我國的歷史都可以證明，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企業和老百姓都是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政府尤其應該削減開支，推出減稅措施，穩定和刺激經濟增長，幫助企業盡快渡過難關。這是確保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途徑。(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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