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辭官制度探微 中國古代官吏制度豐富而詳備，它是由官吏選拔、考核、銓敘、獎懲、監察、俸祿、致仕等具體制度所構成的-個龐雜的制度體系，其中辭官制度以其獨有的“異類性”，格外引起們的好奇與關註。中國古代辭官制度隨著古代官吏制度的發展，逐步由辭官現象演進而成為制度，大致經歷了萌芽、確立和穩定發展三個階段。 先秦是辭官制度的萌芽時期。在原始社會，部落聯盟首領的更替是通過禪讓的方式實現的。“禪讓制”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力不從心者適時“辭官”讓位給他人，這種辭“官”形式帶有濃厚的氏族內部的民主色彩，或許可稱得上是辭官思想的萌芽。從夏開始延緩至商、周的奴隸社會，禪讓制已退出歷史舞臺，代之而起的是依據血緣關系來確定王位繼承的世襲制，以及諸侯、卿大夫世代相繼的世卿制。這種“世卿世職”制，官爵世襲，幾乎不存在辭官問題。春秋戰國以後，中國開始步入封建社會，隨著世卿制的破壞和士階層的形成，各國的變法和人事制度的革新此起彼伏，也無形中孕育了辭官思想，辭官現象也開始展露仕途，由於沒有形成制度，辭官現象處於無序狀態。辭官現象的出現，與先秦諸子的用人思想的推波助瀾是分不開的。如，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但他也抱定“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他曾辭官周遊列國，勸諫君王行道治國，有的弟子為追隨他而辭官前往。 秦漢是辭官制度的確立時期。秦漢時期，由於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國家制度，使辭官制度的確立有了堅實的政治基礎。這壹時期，官吏制度逐漸形成，在實行“察舉征辟制”選官的同時，準許辭官，從壹定程度上反映了統治階級對官吏人權和自由的尊重，這是辭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條件。另從政府組織結構來看，有了專門負責官吏管理的機構，象漢代宰相的“秘書處”有十三曹，其中東曹主二千石長吏的遷除，相應官吏的辭官事宜歸其管理。再從官吏的任免權限來看，三公、九卿、郡太守、縣令，這些重要官吏由皇帝直接任命，其辭官也要呈皇帝批準。宰相下面的十三曹，由宰相自己辟用。此外各衙門首長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門首長自行辟用。如此以來，掾屬辭官批準權在各首長。強調辭官須經批準，從程序上保證了辭官制度的規範化，也表明了這壹制度實際上已經確立。 漢代之後，辭官制度進入穩固實行和發展時期。由於各朝代政府組織結構有異變，官吏的任免權限也寬嚴不壹，勢必造成辭官的批準權也有所變化，但辭官制度的基本規範大體保持了相對穩定。象唐朝，五品以上高官由皇帝直接任命，六品以下官吏通過了吏部考試，由尚書省吏部任命，官吏要辭官也得經皇帝恩準或吏部同意。地方長官之掾屬的任用，在漢代由郡太守縣令長自行辟除任用，唐代則任用之權集中於中央吏部，郡縣長官無權任用部屬，也就無權批準其辭官。辭官制度從秦漢時確立，歷經數千年的實行，其規範性內容--辭官者依程序請辭和任官者依權限批準辭官的有形準則，基本得到了較好地堅持，從而保證了辭官制度的經久不衰，也顯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 值得壹提的是古人把辭官喻稱為“掛冠”，《辭海》的註解是：王莽時逢萌為了避禍，“即解冠掛東都城門”而去，後人因此稱辭官為“掛冠”。成語“神武掛冠”的由來也是如此：南朝梁陶弘景“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後以“神武掛冠”指辭官隱居。今天，我們翻閱古書辭章，文人墨客關於掛冠辭官的詩文隨處可見。唐朝著名邊塞詩人岑參有名句：“誓將掛冠去，覺道資無窮”。陸遊詩句：“掛冠神武莫躊躇，家具何妨載鹿車。怨謗相乘真市虎，技能已盡似黔驢”。《說嶽全傳》有詩曰：“掛冠歸隱不貪名，富貴浮雲看得輕”。詩言誌，這些辭官詩文抒發了詩人們決意辭官歸隱，以求濟世的情懷。 封建集權的官吏制度以人治為本，官吏作為仕途中人，常有不測風雲，他們循孔子教誨“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或“憤而辭官”歸隱山林，或“暢然掛冠”浪跡天涯，這種現象司空見慣。辭官者既有重臣名將，也有名不見傳的小官小吏。透過中國古代形形色色的辭官現象，來考察辭官制度豐富的內涵，筆者認為其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 辭官的種類和原因不盡相同。古代辭官制度並未就辭官的種類形成統壹的範式，從實際辭官的情形分析，大體可分為兩種：壹種是自願辭官。官吏自願辭官，也可稱之為自動辭官，其有多種背景和方式。在中國古代社會，士子們唯壹光明的大道是“當官作老爺”，但也有如願以償入了仕途的人卻要辭官自罷而去，反其道而行之。這正如古人所言：“有人辭官歸故裏，有人漏夜趕科場”。官吏辭官“下課”，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人各有誌”，其真正原因錯綜復雜。有的是心甘情願的“不願仕”而自願辭官，象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貢等辭官即是如此，這種辭官者大多是比較超凡脫俗的士林中人。有的自願辭官則是心悅誠服地辭官讓賢。如春秋時，楚國的宰相虞丘發現孫叔敖才能出眾，有將相才華，便將孫叔敖接到京城，自己向楚莊王辭去宰相職務，推薦孫叔敖為相。漢代時，周勃有除諸呂、立文帝之大功，位居右丞相，但自知其能力遠不如陳平，於是稱病辭官，讓位於陳平。這種辭官者多是德高望眾之輩，辭官解印是為了國家社稷，或者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還有的因丁憂、身體健康等原因不宜繼續任職而提出辭官。前面幾種主動自願辭官情形畢竟是少數，而絕大多數自願辭官僅僅只是表面上的自願，實乃是迫於無奈或走投無路的被動自願。如有的不願受官場的拘束、“不堪吏職”而辭官；有的由於為官清廉正直而不為官場所容，被迫自願辭官；有的是痛恨朝廷的腐敗無能，不得已只好自願辭官求得安穩。此種被動自願的辭官形式，多因官場黑暗，受情勢所迫，只能辭官獨善其身。但無論那種背景與情形的自願辭官，其行為結果都是相同的，都以自行棄官去職為目的。且從程序上看，壹般都會主動提請，征得同意而後行，這是自願辭官的壹般程式。另壹種是引咎辭官。官吏因工作失誤或失職等原因，造成壹定損失或影響，自感難辭其咎而提出辭官。引咎辭官是官吏對自己在行權主事的履職過程中的失偏、失準和失範事實的自責行為，是負咎思過的壹種義舉。辭官思過從表象看是咎由自取，實乃是對其官德的考驗。引咎辭官多為個體行為，既有軍中武職，也有各司文官。史載三國時，街亭失守，損兵折將，諸葛亮不是將馬謖斬首後就了事，而是不辭己過，引咎責躬，上表白請貶官三等，並且“布所失於天下”。清雍正十三年苗疆復叛，鄂爾泰戰敗，為此引咎辭官，並削伯爵。歷史上也有集體引咎辭官的例證，只不過這種方式較為罕見。相傳漢朝宣帝時，丞相於定國、禦史大夫薛廣德、大司馬史高，因關東饑荒，百姓流離而集體引咎辭官。自願辭官與引咎辭官，類別不同，動因相異。壹般而言，自願辭官是在有資格繼續為官的前提下的“不願仕”而辭官，而引咎辭官無論是個人行為還是集體行為，其前提都是因咎而不宜再繼續為官，這是兩者的本質區別。 辭官的形式及待遇相差甚遠。官吏辭官形式多樣，不拘壹格，不同的辭官形式享受的待遇不同。下面簡析兩種常見的辭官形式及其待遇。 辭官致仕。古代官員退休稱“致仕”，即“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致仕分為自願致仕和責令致仕。辭官致仕，是指官員自願請求辭官以致仕。選擇這壹形式辭官，壹般要符合致仕的條件。壹是年齡條件。壹般說，在明清以前，通常要求七十歲以上，明清以後則提前為六十歲。二是身體條件。因身體原因難以繼續供職者，可請求辭官致仕。如唐代規定“籍年雖少、形容衰老者，亦聽致仕”。宋代規定“雖未及七十，但昏老而不勝其任，亦奏請之”。明清也有類似規定。官員選擇辭官致仕，可享受致仕官的相應待遇：在政治待遇上，有加官晉階、蔭補子孫等，甚至還可享受壹些諸如送別禮儀、冠帶還鄉、班列朝會等等禮遇；在經濟待遇上，通常要發給俸祿、賞金賜物等。辭官致仕，不為生計操心，不為養老焦慮，待遇上有保障，生活上有依靠，臉面上也光彩。因此，壹般說來辭官致仕是辭官者首選的正途。 辭官歸隱。隱士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特殊產物，《辭海》釋義為“隱居不仕的人”，其由來主要是讀書未能做官、讀書不願做官及做官後又辭官歸隱的士人。選擇辭官歸隱大致有三種動因：其壹是“不堪吏職”。此為陶淵明式的辭官歸隱，他們在職時“不私事上官”，往往要降誌辱身才能立足於官場，故厭惡官場而解綬去職。其二是求得自保。官場似戰場，政治鬥爭異常殘酷，戀戰的結果很有可能就要以生命為代價，為了躲避禍患、逃避迫害不得已只好辭官歸隱以求自保。其三是以退為進。此類辭官歸隱者“身在山林心在廟堂”，歸隱乃是緩兵之計，伺機等待東山再起，重歸仕途。辭官歸隱者，作為棄官而隱的“舊官僚”，由於他們歸隱的動機和真正目的不同，因而只有真隱者才能較徹底的溶入“隱型社會”，他們在“隱”期間壹般無待遇可言，無俸祿可享，大多只好選擇“力耕”務農、“舌耕”以教，或從醫、經商等，自食其力，自得其樂。而辭官假隱者，雖無官俸待遇，但其實際收益也多有來路：有的兼業謀生，半耕半瀆；有的依靠舊時積蓄度日，翹首等待征召辟用；有的名隱實官，步南朝齊梁時陶弘景之後塵，或當朝廷、官府的顧問，或周旋於官紳之間，以獲取政治地位和經濟報酬。辭官歸隱，雖不如辭官致仕那般實惠、那樣體面，但歷朝歷代選擇這壹形式辭官的都大有人在，甚至壹些人因此而聲名遠播，青史留名。 辭官者命運多有波折。辭官無疑是辭官者人生的重大轉折，意味著其政治生涯的終結或暫停，預示著其命運之船的航向可能因此而改變。細心考察，同是辭官，但辭官者的命運相去甚遠。有的因辭官觸動了某些高官的利益，刺激了他們的神經，抑或冒犯龍顏，因而舉步維艱，甚至帶來殺身之禍；有的因辭官而時來運轉，官運亨通；有的因辭官歸隱而見其人格的偉大，留芳千古；有的因辭官而見其性格的懦弱，遭世人恥笑。辭官者命運撲朔迷離，悲喜交加，但總體而言，大多是壹波三折，多有不測。 史載東晉義熙二年（公元406年），陶淵明四十壹歲時自行辭官歸隱，回到了廬山山腳西南部的老家，寫了《歸去來辭》這篇傳世之作。在歸來最初的三年裏，他似乎頗感愜意，躬耕、爬山、作詩、飲酒。溫飽不成問題，家中的孩子與他壹樣天真、幼稚而又可愛。他四十四歲那年，壹場大火將他的家焚毀壹空。此後，他的家境日下。雖終年辛勞，竟常常弄到難以糊口的地步。他也因此明白世人為何熱衷於官場與權力，而對勞作與農業有壹種唯恐躲避不及的心態。其實，陶淵明壹生曾先後幾次辭官：在州祭酒任上辭官是因“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在桓玄軍幕任上是因母喪丁憂辭官；鎮軍參軍改為建威參軍，再求為彭澤縣令先後壹年多時間而自行辭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不堪吏職”。但是令人吃驚的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他又壹次拒絕了朝廷的征召，躲避政治和官場。他的晚年貧困而又淒涼，有時甚至出門乞借糧食以度時日。陶淵明這位偉大的天才詩人，辭官歸隱是對黑暗現實的有力反抗，因而受到了世代後人的尊敬和頌揚。唐朝開國元勛李靖，出將入相，位極人臣，曾作《乞解職表》，以“屙疾日侵，腰腳疼疲”為由請求辭官。唐太宗李世民還特意下詔褒揚李靖激流勇退的氣度，詔書說：“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於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為壹代法，不可不聽。”對於官場中人來說，做官是其壹生的職業與追求，壹旦辭官下臺，那滋味可謂啞巴吃黃連，有苦道不出。這與專制社會中做官可以得到的巨大利益是分不開的。所以，李世民說自古以來官僚們都是生命不息，官欲不止，象李靖這樣知足常樂的達觀之人，實在是太少了！浩浩乾坤，因辭官而受到皇帝的贊譽的，李靖可謂是華夏第壹人。民族英雄嶽飛，出於對賣國議和的憤怒，不僅言辭激烈，表示“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而且先後五次辭官，甚至不待朝廷批準，便徑自回廬山第宅養閑。加之秦檜百般進讒，便註定了嶽飛被殺的厄運。晚清重臣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赫和最有爭議的人物，其生前毀譽參半，既有“中興第壹名臣”的美稱，又有“賣國賊”的惡名。曾國藩壹生嚴於治軍、治家、修身、養性，實踐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後世視為道德修養的楷模。在仕途上，他可謂官運亨通。但他也曾多次想辭官隱退，據說因上折批評皇上，差壹點遭來橫禍而辭官回鄉。另因喪母辭官丁憂。他曾寫過壹幅對聯抒發他想辭官隱退的心理：“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巨付兒曹。”此聯書於鹹豐四年，當時曾國藩正領著自己組織起來的湘軍全力追剿太平軍，即便如此，曾國藩還是流露出辭官隱居躬耕的跡象。特別是他五十五歲時，上疏請求辭官解除本兼各職，註銷爵位，僅以致仕官身份“留營維系軍心”。雖然曾國藩多次流露出辭官隱退的思想，並身體力行，但與之相反，他的官越做越大，直至兩江總督，並死於任上。 在皇權至上的封建社會，辭官制度卻有彰顯官吏的人權與人格尊嚴的意向，甚至有挑戰皇威，爭民主、要自由的意向。揭開中國古代官吏史的神秘面紗，人們就會發現中國古代官吏制度的實質，是保證君主對人事管理權的完全控制和壟斷，以實現君主專制主義為核心的政治體制的穩固。在中國古代，皇權至上已經深入人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封建專制君主，視國家壹切為他個人的財物，所有官吏也都是為他鎮國安幫的“家奴”而已。官吏的政治行為，行政行為乃至壹切言行都必須、並且只能對皇帝負責，這就決定了君臣之間只能是主奴的關系。因而，無論是官職的設置，抑或是重要官吏的任免，甚至生殺予奪都由皇帝主宰。盡管在層級節制的官僚體系中，官吏之間存在著高低、上下、尊卑、貴賤的等級區別，每個上級都視下級為仆役，在下級面前可以頤指氣使，極盡威嚴；而每個下級在他的上級面前都是“卑職”和“奴才”，都必須對其上級奴顏婢膝，俯首聽命。但在皇帝面前，所有官吏的尊嚴和權利都等於零，他們只能絕對地忠於皇帝，唯命是聽，畢其身心以盡犬馬之勞直至肝腦塗地。這種集權的人事制度充分保證了皇帝的權威性和對大小官吏的威懾力和控制力，強化了官吏的奴仆地位和奴化心理。縱觀古代官吏制度，似乎唯有辭官制度顯得格外地“與眾不同”：在官貴民賤的封建社會，腐朽的官文化對官吏的影響根深蒂固，官吏的“官本位”意識相當嚴重，他們對名利地位趨之若鶩，“壹朝為官，終身受祿，福澤四方”成為世代不變的“官經”，因而追逐入仕成為“布衣小民”的夢想，加官晉爵成為官吏們的期望。而辭官者反其道而行之，其辭官行為隱含著對皇帝及“上司”的不滿與不敬，既有張揚他們棄官為民的“傲骨”之意向，又有藐視當權者“賜與”的官位與榮華的意味，甚至可以說是壹種公然鄙視官場與官位的行為，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合時宜，與封建主流意識更顯得格格不入，然而以皇帝為首的封建統治者卻“容忍”了這種現象的長期存在，並使此現象事實上演進為制度而世代相繼，反過來又保護了這種現象的長久存續，從而凸現出辭官制度也具有寬嚴相濟的特征。 希望對妳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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