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4年設立清史館起，歷時十四年修成。先後參加縮寫的有柯劭忞等壹百多人。本書體例壹如歷代的正史，分為本紀、誌、表、列傳四個部分，***五百二十九卷。然而，《清史稿》修纂時，纂修者多為清室遺老，眷戀清朝的心態甚重，故書中很多反對革命、誣蔑先烈、諛揚清朝之詞，政治立場有很大問題。其次，當時清朝的檔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據原國史館中的稿件和有關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檔案，故價值較遜。再次，《清史稿》成書時，國民黨的北伐軍即將入北京，倉猝付印，未能對全書統壹修改和認真校勘，故史實、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錯誤遺漏比比皆是。趙爾巽在《發刊綴言》中指出，本書是“作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並非視為成書”。《清史稿》出版後之翌年，即1929年，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呈文國民黨行政院，建議禁止《清史稿》的發行，《清史稿》遂成禁書。易培基在呈文中說：此書“系用亡清遺老主持其事，……彼輩自詡忠於前朝，乃以誹謗民國為能事，並不顧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謬百出，開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體例文字之錯謬百出，尤屬指不勝屈。此書若任其發行，實為民國之奇恥大辱”。
《清史稿》的編纂者明確站在清朝壹邊，反對辛亥革命，故而對清末革命活動少寫或不寫，如興中會、同盟會的成立、民報的出版、辛亥前的起義活動，幾乎全都沒有記載，看不出清朝是怎樣被推翻的。即使有壹點記載，也語含貶抑，如寫武昌起義，“八月甲寅，革命黨謀亂於武昌，事覺，捕三十二人，誅劉汝夔等三人……丙辰，張彪以兵匪構變，棄營潛逃……嗣是行省各擁兵據地，號獨立，舉為魁者，皆稱都督”，寥寥數十字，修史者反對革命的立場十分鮮明。對革命中犧牲的烈士，目為“匪黨”。對於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這壹重要史事，該書稱：“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開選舉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於上海，舉臨時大總統，立政府於南京，定號曰中華民國”，故意不寫孫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臨時大總統是誰。孫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領袖，《清史稿》中“孫文”的名字僅壹見。光緒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黨籍，除康有為、梁啟超、孫文外，褫職者復原銜，通緝監禁編管者釋免之”（《德宗本紀二》）。這是慈禧太後下旨赦免戊戌黨人時，特別指名康、梁、孫三人大逆不赦，這才提到孫文的名字。
相反，該書編纂者對對抗革命者則大加歌頌表揚。《清史稿》卷469，為恩銘、端方、松壽、趙爾豐、陸鐘琦等壹批被革命者擊斃的督撫寫傳記，或稱“不屈遇害”，或稱“罵不絕口”，或稱“忠孝節義萃於壹門”，篇末論曰“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示天下以大節，垂絕綱常。庶幾恃以復振焉”。這些吹捧之詞，反映了修史者擁護清朝、反對革命的遺老心態。
《清史稿》記述李自成、張獻忠、南明、白蓮教、太平天國等史事時壹概稱“匪”、“逆”、“寇”、“賊”，立場亦極為鮮明。《清史稿》記載民國以後的事，不用民國紀年，而用幹支紀年。如民國元年稱“壬子年”，民國二年稱“癸醜年”，民國三年稱“甲寅年”，表示不承認中華民國，不奉民國正朔。《清史稿》是民國政府出錢聘請撰修的，他們竟然誣蔑辛亥革命，反對民國。所以易培基在請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說：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書當然焚毀。現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屬寬仁之至，至其書則決不宜再施行海內，貽笑後人，為吾民國之玷，宜將背叛之《清史稿》壹書永遠封存，禁其發行”。
眾所周知，在晚清時期，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清朝喪權辱國。《清史稿》卻為清朝諱，往往輕描淡寫，語焉不詳。如鴉片戰爭後簽訂南京條約，《宣宗本紀》中僅書（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各海口，與英國定議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對於關系重大的割讓香港、協定關稅、賠償軍費煙費等均未提及。
《清史稿》的編纂者由於知識結構的限制，對外國情況不了解，故而對域外的記述錯誤也很多。如說“俄國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邦交誌壹》），其實俄國近波羅的海，距大西洋甚遠，信仰東正教，而非天主教。又晚清洋務運動中，設工廠，開礦山，建鐵路，造輪船，開始啟動中國近代化的步伐。《清史稿》僅立《交通誌》以概括當時的工礦交通建設，而對當時規模巨大的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漢冶萍企業、開灤煤礦、基隆煤礦、大生紗廠、華盛紗廠等均視而不見。這些企業標誌著中國近代化的艱難起步，《清史稿》全無記載，實為重大的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