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逃學記
1895年春天，愛因斯坦已16歲了。根據德國當時的法律，男孩只有在17歲以前離開德國才可以不必回來服兵役。由於對軍國主義深惡痛絕，加之獨自壹人呆在軍營般的路易波爾德中學已忍無可忍，愛因斯坦沒有同父母商量就私自決定離開德國，去意大利與父母團聚。
但是，半途退學，將來拿不到文憑怎麽辦呢？壹向忠厚、單純的愛因斯坦，情急之中竟想出壹個自以為不錯的點子。他請數學老師給他開了張證明，說他數學成績優異，早達到大學水平。又從壹個熟悉的醫生那裏弄來壹張病假證明，說他神經衰弱，需要回家靜養。愛因斯坦以為有這兩個證明，就可逃出這厭惡的地方。
誰知，他還沒提出申請，訓導主任卻把他叫了去，以他敗壞班風，不守校紀的理由勒令退學。愛因斯坦臉紅了，不管什麽原因，只要能離開這所中學，他都心甘情願，也顧不得什麽了。他只是為自己想出壹個並未實施的狡猾的點子突然感到內疚，後來每提及此事，愛因斯坦都內疚不已。大概這種事情與他坦率、真誠的個性相去太遠。
■拒絕出任以色列第二任總統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國誕生，但不久以色列與周圍阿拉伯國家的戰爭便爆發了。已經定居在美國十多年的愛因斯坦立即向媒體宣稱：“現在，以色列人再不能後退了，我們應該戰鬥。猶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壹個對他們存有敵對情緒的世界上生存下去。”1952年11月9日，愛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總統魏茨曼逝世。在此前壹天，就有以色列駐美國大使向愛因斯坦轉達了以色列總理本·古裏安的信，正式提請愛因斯坦為以色列***和國總統候選人。當日晚，壹位記者給愛因斯坦的住所打來電話，詢問愛因斯坦：“聽說要請您出任以色列***和國總統，教授先生。您會接受嗎？”“不會。我當不了總統。”“總統沒有多少具體事務，他的位置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最偉大的猶太人。不，不，您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人。由您來擔任以色列總統，象征猶太民族的偉大，再好不過了。”“不，我幹不了。” 愛因斯坦剛放下電話，電話鈴又響了。這次是駐華盛頓的以色列大使打來的。大使說：“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和國總理本·古裏安的指示，想請問壹下，如果提名您當總統候選人，您願意接受嗎？”“大使先生，關於自然，我了解壹點，關於人，我幾乎壹點也不了解。我這樣的人，怎麽能擔任總統呢？請您向報界解釋壹下，給我解解圍。” 大使進壹步勸說：“教授先生，已故總統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勝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壹樣的。他能勝任，我不能。”“教授先生，每壹個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壹個猶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愛因斯坦的確被同胞們的好意感動了，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絕大使和以色列政府，又不使他們失望，不讓他們窘迫。不久，愛因斯坦在報上發表聲明，正式謝絕出任以色列總統。在愛因斯坦看來，“當總統可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同時，他還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話：“方程對我更重要些，因為政治是為當前，而方程卻是壹種永恒的東西。”
■愛因斯坦怎樣走近中國？
早在1919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開始介紹到中國，特別是通過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給中國學術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愛因斯坦本人的目光也曾壹次次地投射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國，1922年冬天，他應邀到日本講學，往返途中，兩次經過上海，壹***停留了三天，親眼看到了處於苦難中的中國，並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旅行日記中記下“悲慘的圖象”和他的感慨：“在外表上，中國人受人註意的是他們的勤勞，是他們對生活方式和兒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們要比印度人更樂觀，也更天真。但他們大多數是負擔沈重的：男男女女為每日五分錢的工資天天在敲石子。他們似乎魯鈍得不理解他們命運的可怕。”“愛因斯坦看到這個在勞動著，在呻吟著，並且是頑強的民族，他的社會同情心再度被喚醒了。他認為，這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20、21頁）十幾年後（1936年），愛因斯坦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與前來年進修的周培源第壹次個別交談時就說：“中國人民是苦難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摯的、發自內心的，不是掛在嘴上，而是付諸行動的。
1931年“九壹八”事變發生，日本從東北作為突破口侵略中國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當時的國際社會卻表現出無奈和無能，當年11年17日，愛因斯坦公開譴責日本侵略東三省的行徑，呼籲各國聯合起來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可惜回音空蕩。1932年10月，“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毛澤東語）、中國***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時已被開除出黨）在上海被捕，他和羅素、杜威等具有國際聲望的知識分子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釋放。1937年3月，主張抗日的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史良等“七君子”鋃鐺入獄後，他又聯合杜威、孟祿等著名知識分子通電援救，向國民黨當局施加道義的壓力。1938年6月，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他還和羅斯福總統的長子壹同發起“援助中國委員會”，在美國2000個城鎮開展援華募捐活動。
愛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愛是沒有國界的，他對中國的感情沒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類的同情心和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之上。他的思想也對中國日益產生深刻而久遠的影響，“九壹八”事變後不久，還在讀初二的少年許良英就是他的熱情崇拜者，希望長大了做壹個像他那樣的科學家。1934年，愛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觀》在歐洲出版，幾年後（1937年抗戰前夕）就有了中譯本，是留學法國的物理學教授葉蘊理根據法文譯本轉譯的，由於國難當頭，這本書並沒有引起多少反響，但青年許良英在1938年上大學前有幸買到了壹本，並認真精讀了壹遍，深受啟發，開始嚴肅地思考人生的意義、人與國家的關系等問題，愛因斯坦的許多至理名言令他終生難忘，愛因斯坦的形象在他未來的人生道路上始終占有重要的地位。1955年，愛因斯坦去世後，許良英和周培源都曾發表長篇悼念文章。不幸的是1968年到1976年的8年間，愛因斯坦在中國竟成了“本世紀以來最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四人幫”掀起了壹場荒誕的批評愛因斯坦運動，好在多數科學家不予理睬，實際上進行了抵制。1979年，北京還隆重舉行了愛因斯坦誕辰100周年的紀念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