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 奧地利
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是壹位傳記高手。他的《三大師》、《三詩人》等都是傳記文學中的佳品。
而茨威格本人與羅曼·羅蘭熟識，私交甚篤。
羅曼·羅蘭，法國文學大師，著有十卷本長篇小說《約翰·克裏斯朵夫》等作品，並獲得了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
羅曼·羅蘭生於1866年1月29日，父親是公證人，是城裏德高望重的紳士； 母親虔誠端莊，自從她的壹個小女兒夭亡之後，就籠罩在壹種淡淡的哀愁中，而把所有的心思都花費在照顧柔弱的兒子和他的另壹個妹妹身上。羅曼·羅蘭從父親那裏得到的是法國大革命以來的鬥士的精神和信仰，而母親帶給他的是來自波爾羅亞爾女隱修院的探索精神，藝術感受力——音樂性的，神秘的敏感；二者相互對立而又相互補充。
羅曼·羅蘭的童年籠罩在1870年普法戰爭失敗的陰影中，青少年時代，他被高等師範錄取，在這裏，他人文科學上的天賦和對音樂的熱愛表達出來，開始夢想著壹個為世界心碎的單純的藝術家的故事——《約翰·克裏斯朵夫》的原型。
此後，他得到高等師範的獎學金，到羅馬遊學兩年，負責整理文獻工作，在典籍目錄中探尋歷史。這兩年中，羅蘭感受的最多的是友誼，來自七十歲的老太太馬爾薇達·馮·邁森布洛的友誼。在兩人身上有同樣的理想主義，不同的是老太太的思維久經考驗而純凈，年輕人則激烈而狂熱；從這樣的交往中，羅曼·羅蘭得到了他遊學兩年中最重要的學識。
意大利之行後，羅曼·羅蘭先是在高等師範教授音樂史，1903年到巴黎大學執教。在嚴謹的學術生活和寫作中，他找到壹份慰籍。
1912年，羅曼·羅蘭離職退休。為改善身體狀況，羅蘭許多年來都在瑞士度過假日。1914年夏季壹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身在瑞士，戰爭使他的寫作、友誼和影響都壹分為二。對於他的同胞來說，他是個懦夫，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拋棄了它；但是，不顧這些攻擊的羅蘭繼續留在瑞士，做他與國際主義相壹致的工作。
1919年，羅曼·羅蘭與母親壹起返回巴黎，當時她已病重。母親去世後，羅蘭回到瑞士，自1922年至1938年與父親和妹妹定居在那裏。這個時期裏，他對社會主義和東方宗教產生了興趣。此後，羅蘭前往他家鄉附近的壹個法國小鎮，在那裏繼續寫作，後因反納粹活動而遭到軟禁，於1944年12月30日謝世於家中。
羅曼·羅蘭的文學生涯從他個性中的矛盾體逐漸發展而成，他從父親那裏吸收的愛自由、愛挑剔的高盧人精神，和從母親那裏得到的藝術感受力使他具有了以下常被描繪的奇怪的特征：壹個宗教社會主義者，壹位反神權的神秘主義者，壹位革命的理想主義者，壹名非教條主義的基督徒。他還是壹位在充滿巨大國際競爭的世紀堅持國際合作主義者。羅蘭愛法國，但他拒絕承認壹個國家能夠成為理性和必要的統壹體。這樣看來，他身上似乎具備壹系列的二分法，而他又不斷地在他的小說和隨筆作品中將這些表現出來。
熱切參與那個時代的知識界活動的羅蘭探求著將信仰、希望、愛情以及勇氣等品質帶給他的社會，這種信念解釋了他最初為舞臺寫作的原因——重新激發英雄主義和對他的祖國的信仰。這裏最好的例子是他1898年的劇作《狼群》。
因為受挫於舞臺條件的過分嚴苛，羅蘭轉向對著名人物的研究，他寫的關於貝多芬的抒情生活的文章，以及米開朗基羅和托爾斯泰的研究，這些對他心目中的英雄的紀念並非評論性傳記，而是為獲取這些偉人精神而做的充滿詩意的努力。羅蘭在描繪貝多芬肖像的同時，試圖畫出20世紀的肖像及其夢想。
羅曼·羅蘭對傳記的興趣充分體現在他的《約翰·克裏斯朵夫》之中。這部循環式小說為20世紀力求捕獲整個生命經歷的偉大傳記小說開辟了道路。羅蘭否認這部作品是小說，作品松散的結構和問題也很自然地顯示出他對形勢的拙劣掌握。不過，在羅蘭眼裏，壹個人的生活不能被關閉進文學形式的狹隘領地中。《約翰·克裏斯朵夫》寫的是壹位音樂天才與自身、與藝術及社會之間的鬥爭；羅蘭刻畫了壹個充滿矛盾和不協調的性格，壹位滿懷生命熱情卻又遭到敵對世界誤解的極其誠懇的藝術家。愛德蒙·高斯稱《約翰·克裏斯朵夫》為20世紀的最高貴的小說作品。另壹方面，現代評論家對羅蘭的這部最著名作品挑剔得最多，壹些人認為它過於零碎、冗長。對另壹些評論家來說，它缺乏文體感：語調方面有壹定量的跳躍性，語言也總在狂歡式和嚴肅式之間變化不息。即便在有生之年，羅蘭也經常遭到這些批評，他的辯護是：《約翰·克裏斯朵夫》恰似生活本身壹樣充滿插曲和偶然。對他來說，作品的意義在於生命的延續，從壹個靈魂到另壹個靈魂的火花。
《約翰·克裏斯朵夫》牢固地奠定了羅曼·羅蘭在20世紀早期文壇的聲望。有趣的是，他在這部作品中預見了壹場毀滅歐洲的戰爭的來臨，作品完成不久，這樣的戰爭就爆發了。此時他寫了壹系列文章反對第壹次世界大戰，特別是1915年的小冊子《戰鬥之上》呼籲作戰國的知識分子們去爭取和平。這引起了對他的文學地位的強烈憤怒。法國評論家們認為他只是個智商高的罵街文人，這成為他和法國年輕人之間的也許永難愈合的壹條裂痕。
《母與子》是羅曼·羅蘭的又壹部長篇小說，此書脫稿時作者已經67歲，可說是他老年的作品。書的思想深度和現實主義因素均已超過《約翰·克裏斯朵夫》，然而藝術魅力和抒情氣氛則遠遠不如。
羅曼·羅蘭生活在壹個陰暗的時代，此時法國的先驅維克多·雨果已經逝世，寫作了《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福樓拜也已謝世，鄰國泰鬥弗裏德裏希·尼采失去了他的光芒，而左拉和莫泊桑所描繪的世界又是那樣的晦澀和陰暗。在這樣的壹個嬌弱、變壞的時代裏，羅曼·羅蘭纏身於他的時代的主要社會、政治和宗教事件中。他真誠地相信藝術應該描繪真實的情感，傳達出使人變得高貴的道德感。他無間斷地呼籲自由和人類精神的尊嚴，支持被壓迫者。
羅蘭逝世後，他的名望在法國以至全世界都大大衰落，由於他對藝術多愁善感的態度，以及他寫作中缺乏對古典式樣的掌握，使法國從未真心實意地接納這位諾貝爾桂冠得主。20世紀後期是個憤世嫉俗的時代，它發現羅曼·羅蘭的理想主義流派十分地虛飾做作。
但無論如何，即使羅曼·羅蘭的寫作中有瑕疵，人們仍然會羨慕他理想主義的高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