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張五常曾經斷言，以縣際競爭為代表的地區間競爭，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猛發展的根本原因，並稱這個制度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增長效率的制度。
到了2020年，工業和信息化部賽迪顧問縣域經濟研究中心近日發布了新壹期《中國縣域經濟百強研究》。根據報告，百強縣以占全國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創造了全國約10%的GDP。
在100個中國縣域經濟的代表中，江蘇、浙江、山東這三個省份可以用“霸榜”來形容，三個省份的百強縣數量分別為25、18、15個，占據百強縣多數席位，而多數中西部、東北地區的省份無緣縣域百強。
總體而言，百強縣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
縣域的比較優勢
不論是國家還是地區，想要發展好當地的經濟，發揮比較優勢可能是最關鍵的壹環。中國縣域經濟，長久以來十分依賴兩個因素：壹是微觀層面的經濟活躍程度，二是中觀層面的產業集聚。
在縣域經濟中，經濟活躍程度和產業集聚，都是由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所支撐的。90年代以來的國有企業改革壹直在進行。到如今，不斷的合並重組使得全國範圍內幾乎已經沒有中小型的國有企業，而那些大型國有企業由於體量巨大，很難以縣城作為他們的總部，都已經搬到了更大層級的城市或都市圈中了。
因此可以說，中國縣域經濟的競爭，更多的是民營企業的競爭。這也是百強縣中，江浙、山東等地區縣域經濟發展較好的原因，因為當地民營企業的優勢被放大了。
相比而言，北方、西部地區之前主要依靠國有企業支撐經濟發展，國企改革後也沒能有效培育起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發展的良好氛圍。
另外，經濟活躍程度還反映在縣域之間的競爭上，這也是張五常教授的觀點。具體而言，各個縣通過比拼招商引資、土地利用、發展工業和制造業，既解決了地方就業問題，又帶來經濟增長。
他認為，就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壹樣，縣級政府與上級政府是承包關系，縣級政府與域內企業也是承包關系。域內企業給縣政府、縣政府給上級政府都要“交租”，這個租，按照張五常的觀點，就是增值稅。
企業給縣政府交增值稅，縣政府大概留存四分之壹，剩下的要交給上級政府。這種“承包制”極大地激發了縣政府的競爭欲望，客觀上帶來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和各地之間在競爭中的“多贏”。
在當時，包括壓低當地資產價格（地價）、給企業補貼、極具縣域特色的快速行政審批等政策吸引了眾多企業，都帶來了經濟活力。
集聚經濟，至少可以有三個方面的“加成”：（1）勞動力市場***享；（2）中間投入品***享（即水平分工）；（3）知識和創意溢出。區域經濟學將這三種效應稱為專業化經濟（或稱為馬歇爾外部性，因為這種集聚經濟是現代經濟學開山鼻祖馬歇爾最早總結出來的），因為這三種效應都是來自同壹種產業內部的集聚。
改革開放後，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外貿領域快速擴張並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同時因為海運的成本更低，更靠近港口的壹部分東南沿海地區得到了比中西部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例如，長三角、珠三角的發達河道可以容納那些停在海港的巨型輪船（實際上對於萬噸巨輪來說，南京的江面及其下遊的長江，與大海並沒有什麽區別），沿岸的城市就可以憑借低運輸成本獲得貿易發展優勢。
在此背景下，上海、深圳、廣州、杭州、南京、蘇州、無錫和寧波等城市得到了更多的發展機會。而這些城市周邊的各地，結合自身產業基礎形成了較具特色的產業集聚，並在更大範圍內形成了產業鏈集群，從而帶來了規模和效率的雙重改進。
在江蘇和浙江這兩個省的經濟強縣中，到處可見這樣的街道：壹整條街上所有的企業都在生產同壹種燈泡，而隔壁的另壹條街則都在生產與這種燈泡配套的燈罩。這種極致的產業集聚和縱向分工是很難在全國甚至全球其他地區看到的。
縣域經濟的瓶頸
活躍的經濟活動、專業化和分工協同，使得縣域經濟成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引擎。但從長期看，縣域經濟能否繼續發揮快速引擎的作用，還存在不確定性，原因在於縣域經濟的發展面臨以下三個瓶頸。
壹是公地悲劇。縣域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是否會帶來負面影響？這裏，我們不討論縣政府是否可以完全當成公司那樣進行互相間的競爭，而是單純看這種競爭是否會帶來所謂的“市場失靈”？
縣域競爭促使各個縣市發展出各自功能完備的綜合性經濟體系，形成了從生產到消費、從農業到工業、服務業同時發展的全面經濟。但想要在縣域之間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又必須發揮區域比較優勢，重點發展優勢和特色產業。這種矛盾使得縣域經濟發展陷入糾結之中。
另外，各個縣之間惡性競爭、區域基礎設施缺乏協調，經濟資源難以配置，又互相設置行政壁壘造成市場分割，都對總體經濟效率形成掣肘，反過來侵蝕每個縣的發展空間。這就是經濟學中所說的“公地悲劇”。
二是集聚經濟受限。集聚經濟，除了上文提到的專業化經濟以外，還有壹項重要效應，就是所謂的城市化經濟（或稱雅各布斯外部性，因為這種效應是美國城市學家雅各布斯最早發現的）。
絕大多數百強縣的發展依然依靠工業和投資
這種效應源自城市規模和產業的多樣化。首先是當地的經濟規模可能不大，無法提供足夠廣闊的市場需求，沒有這些需求，金融、法律等生產性服務業很難得到發展，同時產業集聚意味著產業高度專業化，多樣化不足。同時， 科技 研發、成果轉移轉化以及關鍵技術協同攻關等方面，存在難以跨過省、市、縣等級行政邊界的問題，長此以往就造成了 科技 創新不足，進而造成發展後勁不足。
三是產業結構的路徑依賴。從百強縣的發展情況看，絕大多數百強縣的發展依然依靠工業和投資，根據賽迪顧問的數據，百強縣規模以上企業工業增加值和第二產業增加值及增速都遠超廣東、江蘇、山東和浙江等發達省份。
這壹方面是由於路徑依賴，當前這些地區依然能夠依靠工業集聚獲得區域間競爭優勢，但另壹方面也要未雨綢繆，避免出現美國底特律等城市那樣的局面。事實上，昆山等地區的制造業集聚由於人力成本提高等因素，其優勢已經逐漸被侵蝕，引人擔憂。
縣域經濟的前途
同時面臨比較優勢和發展瓶頸，縣域經濟的前途如何？可以說，若不轉型，比較優勢可能受限制，同時瓶頸可能被放大。問題是該如何轉型？
在城市化和都市圈發展過程中，縣域經濟中的勞動力、資金等資源會持續被城市地區吸引而離開當地。近年來，我們看到很多百強縣的人口增長開始放緩，個別縣市已經淪為人口流出地。人走了，縣域經濟賴以生存的經濟活躍度有可能會下降，產業集聚效應也可能會被削弱。
人走了，還有補救措施。此時，就更需要縣域經濟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充分利用當地資源稟賦，挖掘新動能。而且，縣域經濟本應比城市更具有地域特色，這種地域特色也更應該與當地的地理區位、 歷史 人文、特定資源相關聯。
我們看到，當前浙江的壹些縣市正在積極利用互聯網、電商等新技術和新業態重新發展特色產業，例如，義烏的小商品市場互聯網化、東陽市的橫店影視 旅遊 壹體化等。然而，這種轉型，艱辛難免。
面臨“公地悲劇”和“集聚經濟受限”這兩大瓶頸，縣域經濟向城市經濟的發展似乎是唯壹的辦法。因此我們看到，很多縣似乎都有變成縣級市的動力，因為這意味著行政權力更高、獲得的政策更多，但也有不少縣不願意改變，背後是對財政不獨立、資源配置權力減少的擔憂。20世紀90年代，縣域經濟的發展引發了壹波撤縣設市潮。截至1998年底，中國縣級市數量達437個，其中近350個為縣改市。近年來，這種潮流有所減弱，但並未停止，2009年——2019年，全國***141個縣被撤銷，同期增加110個市轄區。
在這樣的背景下，縣域經濟面臨更多的“身份糾結”：區域經濟的發展規律告訴我們，隨著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水平越來越高，對服務業的需求將持續擴張，這種工業向服務業的過渡便是城市化的過程。當縣域的進壹步發展將使得自身搖身變成城市，重點發展服務業，此時便再無所謂“縣域經濟”；而想要維持縣域經濟原來的那些活力和競爭力，就必須堅守工業制造業，但這壹方面與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普遍規律相悖，又可能因為新的競爭者的出現而走向沒落。
對於未來，上述困境將繼續影響縣域經濟發展，到底該堅守縣域經濟的優勢，還是向城市靠攏？這個問題將會壹直拷問著中國的每個縣。（作者系蘇寧金融研究院專家）
《中國周刊》2020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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