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政治層面就不同了，美國，歐盟等國家都不會容忍妳中國長期嚴重超“正常”的經濟擴張，在他們看來中國的這種超“正常”的經濟擴張，在本質上是建立在反人權反自然的基礎上的，它也根本違背了美國等西方社會“愛與正義”的基本價值，它最終會給世界帶來非常可怕的惡果。還有因為作為“三個代表”的美國國會和政府來說，如果人民幣長期不升值，那麽可以想象美國最下層的民眾和弱勢群體將會成為“被動群體”，他們的“好生活”不是依靠自己的積極工作來獲得，而是要依靠別國的廉價產品和自己政府的資助。
但是在壹個動態的國際經濟環境裏，人民幣長期不升值給中國帶來的巨大損失是顯而易見的。好了，美國在經濟上已經得到了他們想獲得的東西，現在美國人開始爭取獲得政治層面上“制度性”的新秩序，即必須讓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變成自由世界的“經濟政治學”；有計劃（人為政治操縱）的市場經濟變成民眾自由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
很顯然美國最近越來越緊迫的要求人民幣升值以及放開中國僵化的匯率政策，是他們的明智之舉。確實在美國是政治基本上與經濟保持壹致而不是象中國那樣讓經濟為政治服務，但是在政治與經濟的更深層面上有時它們的關系恰恰又是壹種悖論！這也就是壹些學者所說的，美國不僅是現實主義更是超現實主義，這種超現實主義在新保守主義占主導地位的美國尤其濃厚。
因此我們要洞察美國人政策的本質確實需要靈性的智慧，決不能想當然的說什麽...
壹方面，是美國經濟結構的陳舊保守與競爭力衰退，另壹方面，卻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在數量巨大而廉價的勞動力與其它資源的條件下，只要中國人學會制造什麽，太平洋對岸的美國相同行業中的工人就會失去工作，因為廉價的中國貨會打敗相應的美國貨，美國貨卻因承擔過重的美國人的福利職能，而成本高昂，根本不是中國貨的競爭對手。因此，中美甚至中國與整個歐美的貿易爭端，實質上是陳舊保守的歐美高福利體制拖累了它們經濟的競爭力，從而使中國貨顯得更加具有競爭力。但是另壹方面，廉價便宜的中國貨並不僅僅具有破壞美國人的福利的作用，而且也具有增加美國人福利的作用，因為美國消費者只需花更少的錢，就可以購買到更多的中國商品用以消費與生產，它顯然比購買相同的美國商品要“抵值”，要包含更高的福利。如果美國市場拒絕中國貨的進入，只準銷售美國人自己生產的商品，那麽這雖然有利於部分美國生產者，但卻犧牲了美國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使美國人得不償失。特別是消費者同時也是生產者，對消費者利益的損害也是對生產者利益的損害，從而對整體社會經濟的損害。因此，美國人對自己“閉關鎖國”，將陷於“雙重損害”的境地，從而使美國經濟變得更為艱難。因此，美國人不要以為提高進口商品關稅或者迫使人民幣升值會對美國經濟有太大利益，所獲利益將被所遭受的損失抵消。另外，許多人都稱贊美國以第三產業（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但是實際上，第三產業並不能“當飯吃”，“飯”還是要從第壹、第二產業中來。因此，美國的這個經濟結構本身就註定是要從其國外輸入物質商品的經濟結構，沒有中國等國家所輸入的大量廉價物質商品，美國就不可能維持它以第三產業為重的這種經濟結構。這就呈現出美國人的矛盾：壹方面它們想通過貿易保護主義來維護剩下的30%的第壹產業與第二產業的利益，但它們卻又需要輸入大量物質商品來維持高達70%的第三產業，沒有物質商品的輸入，美國不可能維持這個高比例的第三產業的存在。而美國能夠維持這樣的經濟結構，又與美元的國際地位密切相關，因為，如果沒有美元的這個地位，美國人不可能以輸出美元債務的方式，甚至以大印美元的方式取得世界各國第壹、第二產業所生產出來的物質商品，從而就不可能維持其享受型的“第三產業型”經濟結構。正象下文所說，對於美國人來說，“漫長而困難的經濟調整無法避免”。“由於貿易與匯率問題，美國開始反思‘國家競爭能力’”了。這才是美國人應該抓緊去做的事情.
2.從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針對中國的匯率政策四處遊說發達國家逼迫人民幣升值的行動之後，到今年5月，在G8財長會議上，美國財長斯諾首次提出人民幣升值的問題，進入6月，他更多次在公開場合“敦促”中國政府改變人民幣匯率制度，並壹再要求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似乎已經變成了壹種不可避免的選擇。
2003年6月27－30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出席了在瑞士巴塞爾召開的國際清算銀行第73屆年會。會上，周小川表示，中國將不斷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繼續保持人民幣穩定。但關於人民幣是否會升值的討論並沒有就此劃上句號。
就在7月中旬，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和摩根士丹利公司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還就人民幣升值問題提出了針鋒相對的結論。7月18日，記者就此專訪了中國社科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博士。
人民幣為何成為目標
《21世紀》：繼日本之後，美國也提出了人民幣升值的要求，他們的利益根源在哪裏呢？
何帆：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等對我國施加人民幣升值壓力，我認為這並沒有什麽理由。
從中日貿易來看，中國對日貿易實質上是逆差，按照他們的道理應該是日元升值才對，為何反而要人民幣升值呢？我認為日本真正需要的是體制和結構上的根本性改革，但是面對日本企業與政府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使得改革很難推行，故而將視線轉移到中國。實際上，人民幣升值也並不能給日本帶來很大的好處和回報，因為中日在對外出口中的競爭並不大。以中日對美出口為例，在美國市場上，中國和日本的產品只有1／5的部分有沖突，而其余4／5的部分都是沒有競爭關系的。
人民幣升值的關鍵還是來自美國。
中國40％的出口產品銷往美國，出口貿易高度依賴於美國，自然，美國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就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隨著2004美國大選年的到來，兩黨都會將人民幣匯率問題作為政治議題向中國發難，以期贏得選票。
2002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也是美國政府的智囊，在《美元高估和世界經濟》的報告中指出，美元還應再貶值20％－30％，但美元大幅貶值對美國經濟會有很大損害，因此美國希望全球***同承擔美元貶值的壓力，即希望通過其它國家的貨幣升值緩解美國自身的美元貶值壓力。報告提出5種主要貨幣來承擔美元的貶值壓力，包括加拿大元、歐元、日元、墨西哥比索和人民幣。
通過分析，我們不難知道：加拿大和美國是連體經濟，互為壹體，加拿大元升值對美國經濟不利；歐元對美元的升值到目前為止已經大於30％，其繼續升值的空間有多大很難說；日元的升值對日本經濟打擊很大，日本現在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已經很難再承受，雖然我們分析認為其還有壹定的升值空間，壹些日本企業也表示只要日元對美元升值不超過110日元兌1美元，企業還是可以盈利的；墨西哥比索作為穩定拉美金融的重要因素，對拉美金融危機有著重要意義，也不便輕易大幅升值；這樣，人民幣成為目標，報告提出的壹個重要建議就是，人民幣與美元脫鉤。
人民幣升值的成本收益
《21世紀》：人民幣升值與否的影響在哪裏呢？
何帆：要搞清人民幣是否該升值的問題，首先要清楚“匯率”的影響。匯率就是人民幣的價格，價格本身的高低並不可怕，關鍵是看妳站在買方還是賣方來看問題。人民幣升值有利有弊。
有利的方面主要是對向國外購買能源、原材料和先進技術設備的企業，以及向海外投資、融資的企業和金融部門而言，比如中石油、中海油在海外購買油田，人民幣的升值必然會增加其購買力，節約成本。
不利的方面主要是對出口企業而言，人民幣升值無形中提高了出口商品價格，使得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降低。在這方面，我們有必要考慮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首先，要看出口對中國的意義有多大。我們壹度是“重外需，輕內需”的思路。的確，短期內，內需不足可以通過外需彌補，通過突然的貨幣貶值來刺激外需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是有效的，但是長期增長就與貿易無關，它是由投資和生產效率***同決定的。
其次，即使我們想在短期內保住出口，需要的也是貿易政策。匯率是宏觀調控的手段之壹，不應該作為外貿政策來使用。過去，我們是“匯率跟著外貿走，外貿跟著順差走”，這實質上是犧牲內部平衡來滿足外部平衡，不利於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再次，中國的出口受匯率影響有多大呢？中國出口的55％以上來自於加工貿易，即進口原材料，輸出成品，這二者受匯率的影響是反方向的，相互抵消後，匯率的影響並不大。而且我國的出口產品價格已經很便宜，再降價的意義不大。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民幣升值相當於政府幫企業提高了價格、增加了利潤，不見得就是件壞事。
《21世紀》：既然如此，為什麽我們要拒絕人民幣的升值呢？
何帆：因為對人民幣升值到底應該控制在什麽水平，我們不確定。
適時考慮退出“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
《21世紀》：要徹底解決問題，就涉及到匯率制度的問題，首先是對匯率制度的重新認識。
何帆：其實，人民幣升值與否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後的匯率制度的改革。只有放開匯率制度，人民幣才會大幅升值。現在我國的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的成本越來越高。
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有三個目標，即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和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三者最多能夠保證其中的兩個、必須放棄另壹個。中國作為大國，應該有獨立的貨幣政策；隨著加入WTO，金融業的逐步放開，需要貨幣的自由兌換；所以只能犧牲第二個目標，即匯率的穩定。而且，前兩個目標經常是沖突的，比如我國1990年代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同時又存在貿易順差，順差要求央行在市場上拋出人民幣、買入美元，這種人民幣的投放是為了穩定匯率，但是同時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人民幣貨幣供給、加劇通貨膨脹。這裏面就存在壹個選擇的問題，是選擇內部平衡還是外部平衡，我認為壹個國家還是應該重在內部的穩定與平衡，在此基礎上盡量爭取外部平衡，不可本末倒置。
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成本大於收益。釘住美元的收益就是價格穩定，同時它也起著名義錨的作用，即如果政府想要通脹，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會加倍懲罰它，從而讓人民相信政府不會輕易制造通脹，對經濟穩定更有信心。但是現在我國的通貨壓力不在於膨脹而在於緊縮，所以這個作用也就不是那麽必要和重要了。
相反，釘住美元的成本很大，其中技術性的問題就令人擔憂，如果這種匯率制度不調整，就需要對沖進行調節，學術界的多數***識是對沖在短期內是有效的，但是長期則無持續性。
《21世紀》：在匯率制度的變革上，我們可以選擇的路徑在哪裏？
何帆：現階段我們能做的最明智的選擇就是“穩中求變”。“穩”就是加強外匯管制，集中控制短期資本的流入，在匯率升值情況下求“變”，適時考慮退出“釘住美元”。
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是不能長久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曾指出“當妳選擇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那天開始，妳就要考慮好何時退出”，退出時可以是兩種背景，壹是在貨幣有升值壓力的時候，即宏觀經濟形勢較好時，主動去改革退出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大家會有信心，這是較好的狀況；另壹種就是在貨幣已經出現貶值壓力和資本外逃現象時改革，人們感覺其是因為經濟撐不住了才改革的，所以市場會出現過度調整，本來打算半年貶值20％的，可能結果壹天之內就貶值50％。我認為現在是中國進行匯率制度調整的好時機。
這種調整應該包含兩個方面的工作：壹是央行貨幣政策司匯率處的工作，考慮什麽是最優的匯率制度，以及從現有的匯率制度到最優匯率制度的路徑是怎樣的；另壹個就是外匯管理局的工作，我國匯率形成機制不是完全市場化，存在央行和中國銀行的“雙邊壟斷”，以至於我國34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2002年在外匯市場上交易的只有90億美元。現在應該減少管制的程度，提高管制的效率。管制的背景現在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原來資本外逃是因為對國內經濟沒有信心、或是想逃避外匯管制的煩瑣手續、或是腐敗受賄國外洗錢等，現在情況大不相同，對於出國留學和消費購物我們應該可以放開。
當然我們也有需要管住的地方，比如短期資本流動和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因為短期資本流入會造成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套利活動。現在人民幣和美元的利差在不斷擴大，壹方面國內潛在的通脹要求提高利率，另壹方面美國在不斷的降低利率，利差的存在會導致更多資金進入套利，這也是我們當前要關註的問題。
匯率升值的預期比匯率升值本身更可怕，我們要盡量消除大眾對匯率升值的預期。比如，日本很長時間大家都有日元升值的預期，日本政府為了打掉這種預期，讓大家持有更多的美元，不得不降低利率來平衡日元的升值預期，要搶在美國降低利率之前降息，持續下去就會導致掉入流動性陷阱。我們現在如果不調整匯率制度，也有可能遇到類似問題，掉入流動性陷阱。比如，為了控制通貨膨脹，我們提高短期利率，短期利率提高導致短期資本流入，為了釘住美元、穩定匯率就要求貨幣供給增加，進而加劇通貨膨脹，這樣就成為壹個惡性循環。所以無預期的、壹次到位的人民幣升值才是最優的策略。（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