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手持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至以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我们很不需要人物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一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进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亲亲切切实地观摩一番。
——《读书苦乐》
杨绛先生走了，人间再无“我们仨”。
我先生的一生跨越一个世纪，历经沉浮沧桑，然而她却始终以轻盈的姿态来承受生命的沉重；她居于精神的“高处”，却以“不争”的品格寻找“平处”而居；她的文字朴素平实，却又隽永风趣，哀而不伤，满载着“走在人生边上”的智慧、豁达和俏皮。
杨绛先生曾将读书比作“隐身”的串门儿，不一定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打扰主人。所以，我们选择将她的文字连缀成报道，以这种“隐身”的方式读懂先生的一生。
【先生生前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与另外两个人团聚。请允许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不舍。
——编者
亲与情
我此生非空虚，我活斯大林，也很响动，因为有我们
我此生非空虚；我活斯大林，也很响动，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呢？我们家这个，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困难。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具备什么苦涩苦辛的事，快乐变得甜润。我们稍稍有一点，同样变得非常快乐。
一十一三五七月，锺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荫荫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
<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锺书虽然遭遇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苦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我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得分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见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
我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最可贵处。他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赢得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竹风趣的钱锺书。他的痴气得到大众读者的喜爱。
锺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一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比较。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地一起过日子。”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着烦恼和忧虑。
锺书于去年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去年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周都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而过。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可以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九七年早春，阿瑗死亡。九八年末，锺书死亡。我们三个人不知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限制了我一个人。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逃不掉，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国与民
我们是顽强的中国老百姓，亿万虽然“我们”素不相识，终归属同属一体，痛痒相关
我们陷入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遭遇世态炎凉。我们夫妻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酌低酌，细细饮酒。这种滋味值得传染，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锺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二拜门学生。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适应。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西南。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雷，宋淇等，傅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讨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共同自愿参加“大东亚***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的是普遍的失望，接下的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仓促。
我们如要出行，不是无路可走。然而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与他沟通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也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只是不愿意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 一句话，我们是坚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意做外国人。我们不敢为自己乐观，但我们却安静地在上海，等待解放。
我想到解放前夕，人匆匆忙忙往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清楚“我们”或“我们”。 尽管亿万“我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半。
【我问：“你悔不悔最初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
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所有文章都经过整理，老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看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穷人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文字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
我最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绝意不写小说。我生也辰，不是可以创作小说的人。我的全部小说，还在试笔学写阶段。自分此生休矣，只好自愧有志无成。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家。
早年的几篇散文和，是我在清华上小说学时课堂上的作业，或在牛津进修时的读书偶得。回国后陷入了上海生活，迫于生计，为家中柴米油盐，写了几个脚本。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先在上海当教师；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在清华大学当教师，业余写短篇小说和散文，偶尔翻译。《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我调入文学研究做研究工作，就写学术论文；写论文屡犯错误，就做翻译工作，附带写少量眼睛需要的论文。翻译工作勤查字典，伤目力，我为了保佑眼睛，就“闭着工作”，写篇小说。我在研究和写学术论文的同时，兼写小说和散文，还写了一篇部长篇。1987年小说短退休后，我就懒得写文章。钱锺书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稿，又翻译了一篇作品，随事即兴，又写了长长简短的散文十来篇。
《堂吉哈德》默认西语我审阅，只我审阅自己校了4遍清样，于1978年3月出版。9年后我又校订了一次。我怕我所根据的版本已经陈旧，找了几个新版本，做了一番校勘工作，发现我一样的版本还是版本。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最近我又略加修改，但我已经年老了，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
所有文章，经整理，去掉一部分，把剩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虽然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掉。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生与死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坚定地看看，也向前看看，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走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词儿软化那种不受欢迎而避免不了的“死” ”字。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
我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清晰地看看，也已经向前看看。刚性看，我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人生实苦。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诚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负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防御。你要不与人争时刻，就得与世无求，同时维持还要力量，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 *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处吃亏。
人需要锻炼。人有优良的品质，还有许多劣质根性杂糅在一起，好比一个顽强的铁得在火里烧、水里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烧又淬，再加上千锤百炼，才能把顽铁炼成可铸宝剑的钢材。黄金也需经过烧炼，除去惨重，才成金纯。也一样，我们从忧患中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来。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成效。好比香料，捣得愈粹，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谚语：“十磨九难出好人”；“人在世上炼，刀在石上磨”；“千锤成利器，难为人上人。”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最要的本的要求。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定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不是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把这一百年沾染的污*带回家。我没有“登泰山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着平静的生活。
这个世界比一个大好熔炉，烧炼出了一批又一批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价值观。
关于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这个结局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赔；我爱上帝，其次就是艺术；我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我整理自《杨绛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
远小传
远杨季康，笔名杨绛，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35年与钱锺书喜结连理。曾创作《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剧本，翻译了《吉尔·布拉斯》《堂吉哈德》等高水平译作，着有长篇小说《沐浴》、散文集《干校六记》《隐身衣》等。晚年仍笔耕不辍，以90余岁高龄创作了随笔《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