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國產片賀歲檔，《金陵十三釵》出品人、新畫面董事長張偉平要求與院線的分賬比例，從原定的43%提高到45%，因而引發八大院線聯合抵制的風波。經電影局相關領導出面調解後，制片方與院線“靈活商議”的分賬比例：即《金陵十三釵》制片方(含聯合發行方中影、華夏公司)與院線公司的分賬比例，在取得的票房收入中，前5億元按45：55分賬，超過5億元部分按41：59分賬。從調解協商結果看，至少在5億元票房內，可以說是基本實現張偉平的目標;而5億元之後的院線、影院所得比例比原定慣例57%提高到59%，從表面上看是向院線、影院讓利兩個百分點，但目的是調動院線、影院多排場次的積極性。然而分賬比例多少可由制片、發行、院線、影院協商解決，而票房收入只能讓市場說話——觀眾用錢包投票。最終《金陵十三釵》在國內並未能達到收10億元票房目標，在首輪城市主流院線市場只收6億元左右;在國外已上映的國家和地區，票房收入也難超《英雄》，至於全球票房能否達到10億元人民幣，也要待到五月份全球公映結束才能有結論。面對這壹成績，不僅喊出“10億元”票房目標的制片方不滿意，不少電影專業人士更是痛惜2011年年底的賀歲檔 “不給力”。事實上制發放分賬比例矛盾紛爭不斷，早已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如何理順電影市場上制作、發行、放映三方的關系，壹直是中國電影體制改革的頭等問題。
制片分賬比例不斷提高
難抵急劇上升制片成本
1949年至改革開放初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產影片長期實行由中影公司統購統銷，按行政區域劃分從中央到省、市、縣(區)，再到影院的發行放映網絡，既談不上市場競爭，也難合理分配利潤。在20世紀80年代改為按拷貝結算分配：即70%上繳中影，30%留給省級發行公司;省公司將所得利潤的20%上繳地方財政，80%用於發行放映的再建設，簡稱“二八政策”;國產影片仍由中影公司按90萬元/1部統壹收購，發行好壞與制片廠無關，盡管後來統購價有所上浮，但仍難抵消急劇上升的制片成本。
1993年1月，廣電部(現為廣電總局)頒發《關於當前深化電影發行機制改革的若幹意見》，旨在打破由中影公司統購統銷的市場格局。1994年8月，廣電部下發了《關於進壹步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通知》決定，自1995年起由中影公司每年以國際通行的分賬發行的方式進口10部 “進口分賬片”，入世後增加到20部，按照制片、發行、放映三方35：17：48的比例分賬。這個比例與美國的分賬比例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在美國拷貝制作費用和用於發行的宣傳費是由發行方承擔，而在中國這些費用全由制片方負責。引進分賬片，使中國電影界及整個電影市場仿佛在壹夜間被喚醒，壹場變革浪潮席卷而至，對中國電影市場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更多的是在於中國電影人對電影觀念的改變：促使國產影片實行分賬制，實現電影制發放市場化運營，利益***享風險***擔。中國電影分賬制規定：在每100元票房中，首先要上激5%的國家電影發展專項資金和3.3%的營業稅，剩余部分制、發、放三方再進行按比例分賬。
1995年，《紅櫻桃》參照美國進口分賬片的比例標準實行分賬之後，大多數國產影片都以分賬方式發行放映。為鼓勵多放國產影片，當時制片方所得的票房收入只占33%，甚至有些制片方為能讓影片進入市場，自願降低到30%以下的都有。隨著制片成本的加大和票房回收難度加劇，制片方亟需提高分賬比以減輕投資壓力，致使分成比例也不斷增加。20世紀90年代，制片方從最初的35%提高到37%，這壹比例還要返回兩個百分點給影院作為宣傳費用，所以實際上制片方最後拿到的比例是33%-35%。
2002年，國產大片《英雄》樹立了壹座“國產片分賬史”裏程碑。按當時行情制片方的分賬比例平均為35%，《英雄》制片方史無前例地向院線爭取到40%的分賬比例，此後壹般國產影片的分賬比例提高到37%左右。到《十面埋伏》將分成比例提高至41%，《滿城盡戴黃金甲》再將分賬比例提高到42%……《金陵十三釵》又在壹般國產大片原則上不低於43%的基礎上提高到45%。新畫面老總張偉平借張藝謀導演的品牌價值，鑄造了壹個分賬比例神話——從35%到45%，十年間制片方分賬所得提高了10個百分點，從而壹次次改寫了分賬比例行業規則。不過能拿到41%以上比例的只有極少數國產商業大片，大部分國產影片分賬比例都在38%-40%之間浮動，有些為進入市場的中低成本影片甚至低於36%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