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效率的關系。朱學勤認為，自由主義“在經濟上要求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對而立”。自由主義承認個體差異，自由釋放了個體的創造力，所以自由導致了效率的提高。平等在經濟上要求公平，即進行平均分配，消除個體差異，與計劃經濟具有親和力。由過去的經驗可知，平等訴求造成了吃大鍋飯局面和經濟發展的低徊。公平與效率處於壹種緊張狀態。
自由的傳統來之英美國家，近代才傳入中國社會。平等的訴求是中國的傳統，“五四”以後與馬克思主義結合，繼續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劉小楓認為，社會思想家或受“社會的公義”問題支配，或對“自由的秩序”入迷，或由“欲望的個體”驅使。前者以馬克思為代表，次者以托克維爾為代表，後者以尼采為代表。平等理念與自由理念的二歧性構成了中國現代社會思想中壹個持久的歷史性緊張。
自由與平等的矛盾，在經濟上體現為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在世俗社會中，這壹矛盾在公路的交通秩序上得到生動的表現。
公路上有行人、車輛。車輛有轎車、貨車、摩托車、自行車等。車輛與行人具有差異，壹般而言，有車階層比無車階層富有。車輛從轎車到自行車，依其價值可以說明車主的貧富差異或者說階級歸屬。各國在交通管理上，都給各種車輛和行人劃分了通道，毫不例外的，都把主要通道留給機動車輛，而且設置了超車道。承認車輛優先通過，這壹點在高速公路上更為明顯，它為了車輛的行進不受幹擾對道路實施封閉。由此可見，不論是社會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都承認壹個***同的原則，即效率優先。
反過來，我們可以討論在交通規則中強調平等時的狀況。那時候，人行道要與車行道壹樣寬，車速不能超過行人速度，並且，要並排著走……或者根本上就不準有代步的工具。這些設想誰都覺得荒謬。
但是，這些荒謬的想法並不是不存在。這壹點，從交通秩序的混亂可以看出來。在中國，這壹點特別明顯，因為中國傳統中，對平等的訴求特別強烈。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常提出“均田地”的口號。土地集中成了歷次社會動蕩的“禍根”。在今天，堵塞交通的場面為何屢屢發生，因為誰都不讓誰，誰都不承認別人具有優先權（從平等的理念出發）。於是，由追求平等（各不相讓）引發爭渡。相爭的結果可能要訴之暴力，或者是長時間的堵塞。這就是平等理念落實在社會行為上產生的異化。
所以，當有壹輛車在我們後面按喇叭，我們不予理睬，並且罵“有車有什麽了不起”的時候，妳是否意識到，這裏面關涉到壹個哲學問題，並且是當今社會最重要的問題？
當我在上班途中，看到橋頭堵得水泄不通的時候，當我在下鄉途中，看到農民在公路上曬稻谷的時候，我的心充滿了憂患。我從這裏看到壹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這個因素是社會利益的不可調和性，依然是平等與自由的二歧性。對貧苦我曾有多年的體驗，但這並不能阻擋我向理性的歸依。我小時候就曾在公路邊看管曬著的稻谷。現在，當看到市管人員壹腳踢翻小販的水果擔子的時候，我的心依然不忍。但這照樣不能阻擋我內心對壹種秩序的企求。我也曾捫心自問，是不是自己的階級劃分改變了（這是我少年時期受馬克思的壹點影響），才有此種想法？這也不無道理，我已經有十年的時間離開農村生活。強者追求效率，弱者追求平等。但是，能不能尋找到壹種超越的秩序（不是烏托邦的）？
中國人堅持不能忘本，作為壹種道德自律，它很有效，所以不少人讀了壹大堆書，還是滿口土話。中國的知識人因此分化緩慢。即使我在對我出身的那個階層進行批判的時候，也要先過這個關。但是城市畢竟也容納了我（先前也設了種種障礙，我在此處也曾受過歧視），我仍要長期在這裏生存。我對兩種人的訴求都能理解，因此希望兩者能夠和諧。
回到交通秩序問題。當我看到橋頭堵塞的時候，我聯想到歷史上的壹些場面：成千上萬人在廝殺，血流成河。死亡，對任何階級來說都是壹種痛苦。規避痛苦，是人類***同的訴求，這樣，超越鬥爭的和諧就有可能存在。當我們追求平等，希望大家回到同壹起跑線的時候，我們必須退回原始社會。但那時候照樣有死亡的痛苦，威脅之壹來之猛獸。於是，人類只能期求與猛獸平等。而這種期求必須借助於造物者的重新安排。但這些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看來還須回到經驗領域。城市的道路區分了人行道和車行道，由此，車輛獲得高速行駛的自由，行人獲得了步行的自由。行人要改乘車也可以（當然要花壹定費用），有車者要步行也可以。這樣的安排突出了效率，也照顧了公平。因為步行者固然慢，仍然有路可走。如果互不相讓，即雙方或壹方不認可這樣的秩序，那麽就可能導致交通的堵塞，誰都走不了。
因此必須有這樣的認同：自由是第壹義的，平等是第二義的。這樣，人類雖然存在著差異，也就是說，難以避免壹些壓迫和剝削，卻能夠***同增加財富和幸福。